封秋昌：文艺“低俗化”现象剖析

人们对文艺的“低俗化”现象很不满意。然而仅是指责、嘲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之所在。试想，如果我们的作家、编导不去创作和制作这样的作品，所谓“低俗化”现象又何来之有？大概也没有不想写出好作品的作家，而平庸、低俗之作的泛滥，关键在于一些创作者不具备写出达到“审美至高境界”的好作品的能力和素养。

首先，最关键的是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因此并不真正地熟悉和拥有生活。过去提倡作家“深入生活”，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在陕西农村一住就是8年；而赵树理的作品，所写的大多是他在农村工作中所遇到的普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当时的农村和所描写的人物，不仅熟悉，而且有自己切身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当今时代，也许我们不必再延续和提倡那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了，但那种“亲近生活的精神”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深入方式”，还是绝对必要的。真正认识和熟悉当今处于历史转型期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实和自己所要描写的具体生存现实，要比前辈作家更加复杂和艰难。对于作家而言，所谓真正熟悉和拥有生活，我认为应当做到“见、识、情”的统一。见，即作家的见闻、经历；识，即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由此形成的新鲜思想；情，即作家的情感体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家仅仅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话，他可能装着满肚子的故事、人物，即所谓的创作素材，但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现象、幻影，而不是本质和真相，因此不能真正地理解、把握现实生活；如果作家的理性认识不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从大量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那很可能属于书本上或别人的认识和见解，同样不能说明他对现实和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如果作家的情感体验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渗透其中，那么这样的情感就会失之于表面和肤浅。所以，作家只有将“见、识、情”融而为一，就是将见闻转化为理性认识，又将理性认识情感化(见、识、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我以为才算得上是熟悉、理解或拥有了生活。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应该说当今的多数作家，大概与真正的熟悉生活，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其次，因为并不真正地熟悉生活，又要进行创作，所以只好根据搜集到的素材(现象层面)来进行所谓的艺术加工和想象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加工和艺术想象，而是“编造”。有些电视连续剧，不就是几个人坐在宾馆里“侃”出来的吗？出于对“大众趣味”的误解，他们在“创作”中，有的干脆进行“下半身”写作，有的玩语言游戏斗嘴皮子，有的热衷于“床上戏”，有的故意插科打诨并“硬造”噱头，有些改编者，把好作品改得俗不可耐，电视连续剧《沙家浜》的改编就是典型的一例。

再次，理论素养的欠缺。作家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素养的支撑。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建立其上的文学观。一些作家之所以低俗和平庸，与他们理论素养的欠缺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家没能意识到理论之于创作的重要性。有的作家公然宣称自己不懂理论，并以此自居，他们炫耀自己的写作就是“跟着感觉走”。在创作中，作家的确是“跟着感觉走”，但“感觉”却有着高下优劣之分，缺乏理论素养的“感觉”，有可能是肤浅甚至是低俗的感觉。理论素养的欠缺，必然造成作家的局限性。一个缺乏理论素养的作家，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往往被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自知，不仅缺乏深刻的艺术洞察力，甚至会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倒置起来。以丑为美、以虚假为真实、以低俗为有趣的作品，并不鲜见。比如，把性开放当作思想解放，把人的动物性当成生命意识的体现，这似乎成了他们进行“下半身”写作的理论根据。在他们看来，所谓人性就是这种动物性本能和性冲动，因此他们在制造这些低俗之作的时候，很是理直气壮而毫无愧疚之意。

然而，人是集人性和动物性、善与恶、美与丑于一身的矛盾体。人的自然本能需要满足，但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净化灵魂，提升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发现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是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再者，读者和市场一样，是需要去“培育”的，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会逐渐培育出高水准的接受群体，而低俗的作品，只能培育低俗的读者群，它所诱发的，正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应该克服、抛弃的东西。

此外，创作需要精益求精，优秀的作家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因为修改的过程是作家的认识和体验不断深化、精细化的过程，它往往会使作家有新的重要发现，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而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则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写作速度”。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披阅十载”，而现在许多作家一个月就能写一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其功利之心和浮躁之态可以想见。这种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与文艺的“低俗化”倾向也是大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