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元朝那些事儿（随笔）

         现在很少有人来说说元朝的那些事儿了。早先还有人说说，现在不怎么说了。从现代的眼光看，元朝的那些事儿说不清了。那些事儿越来越被某种东西遮蔽着。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元朝的事知道得很少。当然，我首先得承认，我的历史知识本来就残缺不全而且来路不正。它们有点儿“自学成才”，教材则是那些“演义”或者叫“说部”。中国的这种东西也是配套成龙的，从《封神榜》到《东周列国志》，然后是《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接着有《隋唐演义》或大同小异的《说唐全传》，还有更“细”的一套，《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赵家打江山的过程不怎么清楚，很可能其中有难言之隐；保江山的，倒是前有《北宋杨家将》，后有《精忠说岳》。惟独元朝那些事儿，没有哪怕一小本、一薄本书去演义或说部。到了《大明英烈传》里，元朝已是不堪一击便丢掉了江山社稷的亡国者，朱元璋手下的“英烈”们，其实大都是和其他“农民起义军”争夺皇位时或“英”或“烈”的。元朝的亡国之君元惠宗，被朱元璋赏了个封号叫“顺帝”，意思是没抵抗就跑了，知道顺应天意。这样一来不打紧，元朝本身的那些事儿，就只好模糊着了。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这种历史知识的空白，或者说对那一百多年间发生过的事儿几乎一无所知，并没有影响我什么。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历史知识“基本够用”。无论说到哪朝哪代，我心里都有个大致轮廓。当然，现在明白了，那是因为没人会说到元朝。
         这个问题最初“浮出水面”，是因为“燕赵文化”。有一阵，好像叫“文化寻根热”吧，大家都到春秋战国里去寻根，纷纷扬扬地翻出了“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河北也跟着打出了“燕赵文化”，连北边的张家口和南边的沧州，也都叫在“燕赵大地”之内了。正是在一次把目光投注在“燕赵大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本应该只在写小说时才能有的“突发奇想”。老实说，我还没敢往边儿上想，倒是有意往中间想，比如说在廊坊的某一所中学里，正在上宋朝的历史课，教室里恰好有一个学生，从最遥远的祖先开始就住在这里，直至传到了他这一代，那么，他在课堂上听到的，真是关于他的祖先的历史吗？要知道，他的祖先，从来也没有做过大宋的臣民呀。
         从“浮出水面”到“横亘眼前”，是因为郭守敬。这位中国古代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倒是早已经著名了，不过也并不比另外一些（大约十个左右）古代的科学家更著名，反而相对来说较少被人了解。或许倒是外国人对他更看重些，所以才会以他的名字去命名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和一颗小行星。应该承认，最初让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事迹，倒不如说是他的遭遇——他的科学成果很快就被“封杀”，他创制的天文观测仪器很快就被毁弃，以及关于他的一桩历史谜案：“其后世不可考”。到我对他的事迹有所了解时，我想我“猜”到了他会有这种遭遇的原因——他的科学思想为世人所不容！他的科学成就明摆在那儿，容易评价，却不容易抹煞；但是他的科学思想孑然独立，不容易评价，却很容易抹煞。中国的其他古代科学家，各有各的局限性，而普遍存在的则是科学思想的局限性。比如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里，居然也收录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或者说充满“玄幻”色彩的“药”。另一位古代天文学家石申，战国中期魏国人，创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星表，同样享有以其姓名命名月球环形山的殊荣，但同时又是一个“星占学家”，《汉书•天文志》中引述石申著作片断，即有“枪、檀、棓、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之说。实际上，在各个封建王朝中，都设有“钦天监”一类的机构，“天文”和“星占”，是这类机构共有的职责，“星占学”简直就是“天文学”的一部分。惟独在郭守敬那里，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正相反，在参与创制新历法的过程中，他不仅创制了多种精度极高的仪器来进行天文观测，而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总共27个天文观测台点，同时对相同的项目进行观测和记录。我不知道当时对这种科学思想是怎样表述的，但今天来看，它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当地吻合，同样地强调“可重复性”和“可以证伪”。而这，正是他为世人所不容之处！即便是今天，到网上对“实证科学”进行搜索，在所能得到的词条中，介绍、宣传实证科学的极其少见，大量的却是对它的质疑、歪曲，或者以“最新科学成果”批评它的“局限性”。所以，在我看来，郭守敬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具有实证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在西方的“德谟克拉西”传入中国之前，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是在埋没千千万万失败者之后书写的。郭守敬不应是惟一具有这种科学思想的科学家，但他确实是惟一有机会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功的人。为什么他“有机会”？就因为他生活在元朝初期。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大环境”。那时候发生了一些别的时候没有发生、不会发生的“事儿”，这些事儿散见于各种史籍史料，但是从来还没有被现在的人认认真真、正正经经地“说道”过。
         有很多、很厚、很重的障碍啊。
         比如郭守敬的老师刘秉忠。郭受教于刘的时间很短，但刘确实是郭的“恩师”，因为是他把郭守敬推荐给张文谦，稍后张文谦又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可是，怎样介绍、评价刘秉忠呢？刘秉忠生于公元1216年，卒于1274年，与赫赫有名的文天祥（1236——1283）同时。文天祥能够成为名垂千古、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自是当之无愧；但从另一面看，他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影响。刘秉忠正相反；他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既是元朝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也是元大都的设计者。今日北京的大格局，即出自他对中国王朝礼制的理念。但是，如果你到大街上拦住十个行人问一问，能有两三个知道刘秉忠是谁的就算不错了。没有把他列为“汉奸”，就得算是他的万幸。据邢台的朋友讲，邢台市的郭守敬纪念馆，就受到过质疑：一个汉族人，为入侵的蒙古人效力，有什么好纪念的？对于这种“愤青”式的质疑，能给出的回答也仅仅是：“郭守敬出生时，邢州处于金朝治下已经一百年了。”它以此豁免了郭守敬继续“忠”于大宋的义务，但仍然无法解释作为金朝治下的臣民，他为什么没有效忠于金，反而投靠了金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的历史很少说到忽必烈的“吸引力”，甚至很少说到他对汉人的政策——他把北方（金朝治下）的汉人称为“汉人”，把南方（南宋治下）的汉人称为“南人”。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对忽必烈相当地“轻描淡写”，远不如对成吉思汗那样浓墨重彩。我们的历史总是在强烈地暗示，成吉思汗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打到非洲，是“代表”中国在打，是一度把中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哪里哪里。其实那时的成吉思汗跟“中国”毫无关系，甚至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蒙古人实行的政策是“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结果把金国属下原有的近5000万人，杀得只剩下不到500万，叫做“十去其九”。刘秉忠的老家邢州，户口数从十万户锐减到“五七百户”。不过，那也只是“蒙金战争”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一生中，除了“西征”，主要就是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和与金国之间的战争，与南宋之间只是偶有一些局部的战争。直到公元1227年去世，他刚刚完成了灭亡西夏的计划，而灭亡金国的计划，是在他死后七年，才由他的两个儿子窝阔台和拖雷完成的。到拖雷的儿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已经是公元1271年的事了，距成吉思汗于1204年建立“大蒙古国”，已经过去了67年，中间经历了四个大汗，他们得到“中国”模样的“庙号”——元太祖、元睿宗、元太宗、元定宗、元宪宗，都是“大元”建立以后追授的。元世祖忽必烈才是真正“入主中原”后的元朝的第一任皇帝。中原的“天下”是他打下的，他作为元朝皇帝，其权威性无可置疑，金口玉言，说了算数。但是这之前，他作为“大蒙古国”大汗的地位，却是来路不正，按该国的体制，是不合法的，所以从未被有些汗国所接受、承认。他在中原坐稳了江山，和塞外的一些“汗”们却始终处于谁也不服谁的战争状态，而且即使打赢了战争也不等于胜利，因为他这时的敌人是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在吃了败仗以后，会带着所有的军民牲畜远遁而去，只留下一片荒野。忽必烈就是在这种二元角色之间，掌管着他的江山。他既是成吉思汗以来“大蒙古国”最高领袖（大汗）的继承者，也是夏商以来“中国”十几次“改朝换代”后又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同一个人很难把这两个角色都扮演好。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儿，被留存于史籍史料，而在历史的“定型”和普及过程中，这些事儿有的被放大，有的被淡化，有的被遮蔽。在有些史家笔下，他被指“穷兵黩武，毫无文治”，但也承认他在兴修水利方面成绩“颇可称道”。重水利缘于重农事，重农事缘于重民生，却不算“文治”？他的宗教政策很少被说到，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像元朝那样对天主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开放过。一些史家总结他得以入主中原的原因，是因为他善于笼络汉族士人，用其所长，但同时又指责他搞种族歧视，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一方面指责他看不起文人儒士，实行“八娼九儒十丐”的岐视政策，弄得斯文扫地，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正因为朝廷不给开饭，关汉卿等只得自行“下放”到市井勾栏之间，这才有了元曲、杂剧在中华文化史上的辉煌。
         “二十四史”里有一部《元史》，但质量不高，讹误颇多。几处“一人二传”，成了“正史”中的笑话——因为蒙语人名音译的不同译法，将同一个人误为两个人，分别做了两个“传”。这部由讲究“文治”的明朝所修的《元史》，比不讲“文治”的元朝所修的《宋史》，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清末民初，柯劭忞以一人之力编纂了《新元史》，对《元史》的讹误多有匡正，时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明令将其列为官修正史正式出版，但中国人受不了沿袭已久的“二十四史”忽然变成了二十五史，受不了二十五史里竟有两部元史，“大总统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想上网了解一下这部《新元史》当下的命运，劈面碰到的一个贴子问：为什么现在大陆买不到《新元史》？
         唉，元朝的那些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