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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平丨对新时期河北文学的一点思考 ——从贾大山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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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讲一个带有笑话性的故事。六七十年代还是生产队时期,农村的社员们在田野里干活,一块地里面就是一群人,一群人里面有男有女,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话聊天,说着聊着,七荤八素的东西就出来了。这也可算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景观。有一个年轻的媳妇,长得挺俊俏,口齿也挺伶俐,名字叫于淑兰,于淑兰就给这男男女女的社员讲笑话,这笑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荤段子。内容是有嫂子和小姑两个,大概也不是亲的。见这个嫂子结婚之后很久没有孩子,小姑就问:“嫂子,你们两口夜里‘不’啊?”嫂子回答:“不‘不’。”小姑大起疑惑:“不‘不’?那怎么还不呢?”嫂子:“嗯,不 ‘不’还不呢,要是‘不’,那不就更不了!”于淑兰讲过这个故事之后,就给人们留作业:这里面出现了几个不?各代表什么意思?谁要是猜出来了,有什么什么奖励。听故事的人里,有一个从城里来这儿插队的知识青年,其实也就是贾大山本人。这小伙子挺认真,他听了,觉得饶有兴趣,回去了就很认真地思索,他琢磨了好几天,觉得琢磨透了,有一天干活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讲故事的人——这讲故事的人对他挺关心,他们还是干姐弟关系,于淑兰是他的干姐姐——他猜出来了。姐姐问他猜出什么来了。“就是你说的那两个不各代表什么意思。”结果他这个姐姐,就是平时说话好像是口无遮拦的人,一听到这话马上脸色就变了,“唉呀弟弟,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我在干活的时候胡说八道,怎么你也随着我一起没出息起来了?怎么你也这样,在这方面用这种歪心思!”从此以后,这个干姐姐就对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再也不像以前了。原因是“我在你身上用的心思白费了,我就愿意让你集中精力去拉胡胡”。就是讲这个笑话的人,等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带着笑话性的故事,就是贾大山的梦庄记事系列里面的第三篇小说里面的内容。今天我只是用这个笑话来开一下头,这篇小说具体写的是什么,我想咱们已经略知一二,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们不在这儿加以分析。我就是想用它开个头。

去年,咱们省作协开始搞一个活动,就是学大山扎根生活还有什么什么写作。对这个活动,我也有所参与。参与的时候我也有了一点想法:活动的用意是要营造一种氛围,用这种氛围督促我们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密切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在这点上,因为贾大山做的比较好,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从贾大山这儿来学习。这个出发点、这个目的当然不错,但是就我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我觉得有点遗憾——我感觉到不到位。这个活动它还停留在一种非文化的层面。我就觉得,要学大山,就得要认识贾大山。怎么认识贾大山?像我们这些岁数大点的人,今天都快要退休的人,跟贾大山多多少少在他生前有所交往。1997年贾大山去世,到现在,他已经去世21年了。对于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来说,要认识贾大山,要想对他有感性认识,首先还是要阅读他的作品。通过阅读作品来认识贾大山的人品。我们把贾大山这个人的人品认识到位了,怎样扎根生活,怎么样勤奋写作,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不光如此,它还能把作协的这个工作往深处去推动,让我们这个活动不流于形式,不满足于表面,从非文化的层面进入到文化的层面。如何推进这个过程,真需要有一番思考。至于阅读贾大山的作品,就不需要单位机发文件了吧?贾大山对改革开放以后的自费出书是非常反感。自费出书的现象令他痛彻肺腑。公家和私人都曾经想出钱,帮助贾大山出书,都被断然拒绝。为这个事,贾大山发作的时候,曾经把一个铁皮暖壶给摔在了他家的屋地上——这个行径,就表明贾大山对自费出书这个现象绝不认同。贾大山去世之后,就是1997年春天,花山文艺出版社跟咱们(省作协)合作,实际上就是咱们作协出资,给贾大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贾大山小说作品集》。1997年春天在正定对这本书进行研讨,我也参加了。参加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的举动实在有违于贾大山的心愿。去年,我们作协又跟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贾大山的文学作品全集。这个全集如今就在咱们资料室放着,其数量,就我亲眼所见,是一大包!这一大包书,我想大概今天还在那里放着,足够我们人手一本了。钱是花了,死者的意愿也违背了,所能做得补救,恐怕是只有读读这些书。我们要学大山,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学大山,就得要认识贾大山;认识贾大山,就得通过阅读他的作品。非得通过这种自发的这行动,我们才能推动河北省作家协会学大山的这个工作,才能让它走向深入。另外,我认为在作协工作,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称作文化人了。阅读习惯应该是一个文化人的标志。如果说我们对阅读产生反感了,我觉得它跟我们所拥有的身份就不一致了。作协应该有学术氛围,这个学术氛围首先是基于阅读习惯的养成。如此说来,阅读不管是对提高我们个人的修养,还是对我们整个机关开展工作,我认为都有益处。这就算是我今天的开场。

对贾大山的作品,我在这儿倡议大家来读,原因就是出于我对他的认识。贾大山不是一个一般的作家,贾大山的优长劣短和得失成败,跟河北省新时期文学的起起伏伏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切入到正题:对新时期河北文学的思考。

新时期,就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这个阶段。新时期的文学就全国而言,它开始于伤痕文学。复旦大学,1977年头一年高考录取的学生里面有一个湖南籍的学生叫卢新华,卢新华一入学,在大学一年级,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伤痕》。《伤痕》的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女孩子叫王晓华。王晓华的母亲被打成叛徒了,王晓华这个女儿就要跟她的母亲决裂,初中一毕业就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去上山下乡了。母亲给她写信,王晓华收到也不回信,她就是要断绝关系,决裂就是断绝关系。等她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头,人生体验让她的人性回归以后,她才感到这么对待母亲有悖常情,就回去看她的母亲,但这时母亲已经不行了。所以这篇小说叫《伤痕》。一九七八年年初,上海《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把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写的这篇小说给发表出来。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就是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以卢新华的这个小说命名。伤痕文学在艺术上还比较幼稚,比如说卢新华的《伤痕》,虽然当年对揭批林彪四人帮很有力量,但是从艺术上要求,他就是写了这么一个事儿,你看不到文学里面的性格和性格塑造,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事没人”。“有事没人”是故事,但还不是小说。小说必须塑造人物性格。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小说评比,评出了22位作家。这22位作家里面当然有这个卢新华,还有写《班主任》的刘心武,再就是我们河北的贾大山。贾大山获奖的这个小说叫《取经》。可能这个已经成了常识,大家伙一说贾大山就要说《取经》,但是《取经》看过没看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22个作家里面,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老作家,这几位是青年作家,新面孔。刚才我说了卢新华的《伤痕》,能用它来给一个时间段的全国文学来冠名,当然是因为这篇小说很了不起,但是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它的人物形象都相当粗糙粗糙。我说这个话当然不是对卢新华不敬。卢新华先在复旦大学上学,毕业之后去当记者,然后又辞职下海经商,一直到现在对文化的探索他都没有停止。我说《伤痕》在艺术上粗糙,并不是说我对这个作家有什么看法,对卢新华这个人我还是挺佩服的。

再看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引起轰动的是塑造了一个谢慧敏,一个中学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谢慧敏这个孩子人品挺正挺向上,但是她在追求人生的过程中灵魂却偏斜,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竟然思想僵化,僵化到愚昧的程度,让她的班主任老师感到吃惊。伤痕文学,伤痕文学,这就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批的是极左路线在人心和人性上播下的流毒。在1977年,谢慧敏这个形象在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就是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大概也知道《班主任》,可见一篇小说在当时轰动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刘心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就是他写的小说有一种概念化的倾向,不光是《爱情的位置》,就是《班主任》这个代表作品,都有概念化的东西,以至于刘心武后来就不写小说了,写起了纪实类作品,后来又转向红楼梦研究。

现在再看贾大山。贾大山《取经》写的是什么?贾大山下乡那个地方,正定县西慈亭,那个地方村边就是一条河,河里的沙被风刮的,把土地都给侵袭了。沙让人头疼,贾大山写的就是治沙这么一件事儿。《取经》里面的主人公叫王清智,这个人脑子很活泛,治沙的门道就是他先摸索出来的;但是却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劣的改变,他把这他的一套又推翻了,而且还给批了一通。结果这一套治沙的经验被人家邻村给窃取了,邻村的支部书记叫李黑牛。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抓生产,县委在李黑牛这个村里面开四千人的现场大会,来推广表扬李黑牛的治沙经验。王清智他也去了,你想想王清智,这是他的发明创造,现在跑到人家村里来取经,让这个荣耀给了李黑牛!贾大山生活底子厚,他在西慈亭生活了很多年,他对农村的生活太熟悉了,所以他无论是写李黑牛,还是写王清智,都写得活灵活现,就像咱们身边的人一样。我们现在之所以所以把这三个作家提出来,逐一对比,你就感觉到什么了。虽然贾大山的《取经》在爆发力上不怎么突出,但是论到艺术性,到今天你再去读,还是能吸引住你,还有那种原汁原味的来自生活的艺术魅力。它能吸引你把它读下去。可是你现在要是再看《班主任》,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读《取经》就像是喝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味道越浓,这就是艺术所散发的恒久的魅力。贾大山的小说,无论是《取经》,还是他的《正气歌》,还是他在那个时期所写的别的小说,可以说,有它们存在,,伤痕文学的艺术品位就得到了提升。伤痕文学整体上艺术功力不足,但是贾大山的小说一篇是一篇,你读起来都是津津有味儿。我们光知道贾大山是首届小说就获奖了,对他的认识我们就停留在这么一个层面上。今天我们重新去看,要擦亮眼睛去看。那么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应该说贾大山和卢新华和刘心武起码是齐名的,他就应该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文学领军人物。这也是我因为要写《贾大山评传》这本书,做了一些梳理对比的工作才得出的结论,以前我也没有这种认识。要写这本书,工作必须要做,贾大山的创作要梳理,还得跟卢新华刘心武去对比。一对比,贾大山就亮眼了,他的文学地位应该是高于他们两个。如果这个发现上推30年,在80年代这个发现就有了,那咱们河北当年在全国范围里面出了一个领军人物,那咱们河北的文学呢,恐怕就不应该是现在这个地位了吧?我就想我们河北不是没有宝贝,而是有了宝贝却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就等于没有一样。这个事儿,叫全国或是别的地方的人来做,可行性更不大。发现河北的成就就得河北人来做,结果我们没做。这叫什么?我就想到一个词:文化滞后!文化滞后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发现,没有把已经具有的精华提炼出来。一个地方,如果这一行、那一行、行行业业都有宝贝,却都没有发现,积累起来,这就不仅是文化惰性,更是文化悲哀了。我们往往说我们失去了机会,我们失去了什么机会?在河北,贾大山的文学成就没有被我们认识到,没有把覆盖它身上的尘土给它擦掉,机会一再错失,根源在于我们的文化滞后和文化惰性。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就是因为不满意于这个文化滞后,至于文化惰性,那更是要扭转。但是无论是文化滞后还是文化惰性,要扭转,要改变,总得要付出具体的努力,总得有具体的行动。我不是搞理论的,我理性思维比较差劲,让我直接谈河北文学,我谈不了,我就得从贾大山入手,贾大山这个拐棍我离不开,通过谈他才能带出我对河北文学产生的感受和想法: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伤痕文学这一段里面,河北有一个贾大山这样的宝贝,因为我们没有到位的发现,以至于让河北失去了一次领军全国的机会。这是我对河北文学产生的第一点遗憾。

第二点,我得要先说一个人,这一个人是河南人,已经退休了,他就住在文联机关大院里面,他叫肖杰。肖杰对贾大山的发现和扶持,堪称伯乐对千里马的作为。为了给《贾大山评传》积攒资料,去年腊月我去采访这老爷子。其实那不叫采访,那叫听。肖老先生已经86岁,讲起贾大山跟他交往的细节,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气儿就给我讲了两个半钟头,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应该说,这是贾大山在文学上的恩人呀。我要给贾大山写评传,要是离开肖杰,贾大山的创作生平就会失去很多鲜活的资料。搞贾大山研究,第一个不能绕开的就是肖杰。

1978年,贾大山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得要先向恩人报喜,所以他一下火车就来到肖杰家。让老师分享获奖幸福和喜悦的同时,贾大山又对肖杰讲了一篇小说。贾大山的写作习惯大家伙可能都听说过,那就是非到胸有成竹而绝不动笔。就是说,腹稿都已经打得连标点符号都出来了,成熟到这个地步,他才去跟人讲,讲了之后,别人认可了,他自己也感觉十分满意了,他才写出来。贾大山的小说篇幅比较短,可以这么做,要是写长篇,此法可能就不通了。贾大山一讲这篇小说,肖杰一听就兴奋起来了。肖杰就跟他说,这篇小说这么好,就不要在河北发表了,应该向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刊物投稿。《取经》是先发表了《河北文艺》,就是现在文联的《当代人》的前身《河北文学》,而《河北文学》的前身是《河北文艺》。而《北京文学》的前身叫《北京文艺》,贾大山就听命,把这篇小说投给了《北京文艺》。《北京文艺》就给发表了。小说的题目叫《劳姐》。《劳姐》写的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这篇小说写得好。也就是说,早在1978年,贾大山就通过《劳姐》这篇小说,把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出现的病态和扭曲,老百姓对党和领导的信任如何笃诚,那真是写到家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的。《北京文艺》发表《劳姐》不久,全国第二届优秀小说奖的评选又开始了,《劳姐》就被中国作协内定为获奖作品。中国作协一内定,《人民文学》先得到消息了,《人民文学》就把贾大山、蒋子龙、江西的陈世旭,还有安徽的一个作家,把这四个均被内定获奖的人请到北京。那个时候是1980年3月份,刚过了年,时而还春寒料峭,四个人在北京被安排在一个招待所里面,好吃好喝地写小说。写出来小说自然是给《人民文学》,只要不出意外,《人民文学》肯定是要给他们发表。《人民文学》之所以给这四个作者这么高的待遇,是因为这四个作者都被中国作协内定为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获奖人员。贾大山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月,写了一篇小说叫《小果》。《小果》写的也是脍炙人口,写农村的女青年谈恋爱,在情爱和亲情之间怎么样把握一个平衡,心灵之美就在这平衡之处彰显出来。贾大山3月份在招待所里写,《人民文学》第四期就给发表了。《人民文学》这边应该说是非常顺利,但是中国作协的评奖那边出现了意外:贾大山的《劳姐》,就是《北京文艺》上发表的那篇作品,原本被内定了要获奖,但是到最后,结果是没有获奖。到了时间,贾大山去参加颁奖会,那个局面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想象,那是多么的尴尬。贾大山后来跟肖杰说,他的小说被“平衡”掉了。“平衡”这个词,意味深长啊!《劳姐》这篇小说,大家伙要是感兴趣,你们可以去看看,写得确实是非常到位,内定它获奖,专家和评委肯定是没有看走眼,但是最后为什么又把它拿掉啊?这件尴尬之事,成为贾大山的一个心结,解不开的疙瘩,一直被他带进了坟墓。而文学界也没有对这个现象作出一个理性的学术的分析。这种遗憾确实挺大,因为不光是贾大山遭遇了这么一次尴尬,时间不长,铁凝的小说《香雪》又遭遇了一次。起先,《香雪》是发表在天津一家报纸上,发表之后,也被推举上去参加评选。汇聚在北京的评委,评选的时候,他们把《香雪》给扔了出去,因此《香雪》眼看着就要被打入冷宫。事儿又赶得特别凑巧,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孙犁老先生在他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写了一篇对《香雪》的评论。孙犁在文学上的地位,的确让那些专家评委们吃不住劲,他们一看到孙犁的这篇文章,马上又从废纸堆里把《香雪》给扒找了回来,给了这个奖。诸位,这可是咱们的文学史里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细节。现在,我们让话题拐个弯,就说河北两个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他们的小说在评比的过程中连连遭遇这种尴尬?这个现象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种忌讳,把它停留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采用非礼勿视、躲躲闪闪的处世哲学。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对不简单的事,我们就应该探究,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劳姐》和《香雪》命运周折,不够顺当。我们只要去动脑子,把我们的思维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层面,我们就能找到根子。只要找到根子,纠结在我们里边的心病和遗憾可能不用费劲也就去掉了。毫无疑问,《劳姐》和《香雪》都是好小说,但是,专家和学者的脑子,和我们一般的读者,甚至和我们作者的思维不一样。我们往往是单纯从审美看这篇小说写得好不好,艺术性怎么样,要是行,我们就认可它了。专家和学者,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把握尺度就比咱们复杂得多了,要不怎么叫专家,怎么叫学者呢。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的时候,全国的文学已经进入到哪个阶段了?已经从伤痕文学进入到反思文学的阶段了,像《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剪辑错了的故事》《没有航标的河流》,冯骥才的《啊》,这些都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反思文学的特点是什么?伤痕文学就是批林彪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但是反思文学对历史探察的深度和力度,就大大地超过前者了。反思文学不光对政治进行思考,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80年代的文学繁荣,甚至说文学竟然引领了中国思想的步伐,都跟反思文学的成就、反思文学所具有的思辨能力和思辨色彩有关。一九八0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选之时,专家评委的身后,背景就是正在勃兴的中国反思文学。他们从反思文学这个尺度看待贾大山的《劳姐》,以后又从这个尺度看待铁凝的《香雪》,河北文学所遇到的尴尬就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了。我实话实说,咱们河北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跟咱们中国新时期最有成就的反思文学,好像是没有缘分。在风起云涌、云蒸霞蔚的反思文学里面,你几乎看不到河北作家的身影。这是为什么?

分析如下:孙犁先生开创了“荷花淀”,“荷花淀”的意境是营造单纯和宁静;但反思文学要求的是思辨和引领思想,它的特质是洞悉、透视和洞察,这种审美属性几乎跟“荷花淀”的审美境界站在了对立面。“荷花淀”风格为河北作家所擅长,也是河北文学的长项。而河北文学所缺少甚至所匮乏的就是反思文学所秉持的思辨色彩和引领思想。所以云集北京的评委专家,或者把我们的作品给扔出来,或者给“平衡”掉,根儿就在这里。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的逻辑。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贾大山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了人家的逻辑,他就不会把这个遗憾带到坟墓里去了。贾大山就是因为遭遇了这么一次打击,后来文学座谈会文学研讨会他一概排斥,不光是别人的他不参加,有一次石家庄地区文联在苍岩山为他开笔会,他都不去,理由是他感冒了,不去。后来有人知道他没感冒,就问他究竟。贾大山也是个智者,说他要是在场,别人不方便说真话。贾大山这个说法当然也能自圆,因为这个,他对文坛对文学界保持了一份清醒,这也是他的长项。但是贾大山对文学研讨会如此拒绝,根源是他那一次受的伤,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对他的伤害根本就没有治愈。至于没有治愈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咱们河北文学界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尴尬”掰掐清楚。之所以没有掰掐清楚,是因为我们河北文学界缺少分辨、透视、辨析的基本能力!如果我们拥有这个能力,做了这个工作,把专家评委那些学者的逻辑也揭示出来,把咱们河北文学的长项也表现出来了,我估计贾大山他不会如此心窄。

做文学工作,该花费的心血一定要花费,不要省心,不能懒,心思意念不能满足于本能,理性的光辉不能总是一味低迷消退,否则,我们失去的是能力。这是我们的本分。在作协机关里工作,我们的身份不仅是作家、编辑、文学工作者,我们的身份还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为干活而干活,那样肯定会满身匠气。思辨色彩和理性之光会让我们质量更高地尽好我们的本分。

为咱们河北文学找出这第二点遗憾的同时,我还想说,人遭逢一点坎坷不吃亏。总体来说不吃亏。你在经历不顺、坎坷的时候,感觉不舒服,但是那个阶段一过,你就有收获。评奖事件过去,贾大山参加了中央文学讲习所为期半年的学习,学习期间,经历了诸多不顺。正定县和西慈亭村既是贾大山文学生命的养育者,同时它们也限制了他的眼界和视野。七九年到八0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正处在旺盛期,来自正定的贾大山,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课堂就编排笑话,讽刺他所看不懂的《蝴蝶》《布礼》,这明显是贾大山的问题。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贾大山也遭遇了生活习惯上的不如意。

我给他写评传,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但也只能用比喻来说明问题。那就是:河里的鱼跑到了海里,极度不适!诸多不适汇集在一个人心里,心理肯定就不和谐。但是经历了这个不和谐以后,贾大山毕业回来,沉淀了一个时期,他的小说就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越。他对王蒙的意识流原本是那么反感,结果他后来写了一篇意识流小说叫《醒酒》。这篇小说就是完全用意识流来写的,整体就是意识流动的结构。小说写得那个得体,那个圆满,那个自如,非常地驾轻就熟。贾大山追求“荷花淀”的单纯宁静,我们看到在他的“梦庄记事”里面,小说在艺术上还是非常紧凑凝练,却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梦庄记事”表明贾大山的小说上了一个台阶,有了一个高度,高度就体现在他把咱们河北文学原来缺少的思辨能力这一课给补上了。“梦庄记事”一共是19篇小说,这19篇小说个个精彩,都很深刻,都是小拳头握紧以后具有一定爆发力的作品。1978年《取经》获奖的时候,22个获奖者里,贾大山位居十四,《取经》艺术性不错,爆发力却不及排在第一名的《班主任》,也赶不上卢新华的《伤痕》。河北文学注重韵味的同时,却缺失了力量。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经过脱胎换骨式的努力,贾大山用他的梦庄系列,在保持艺术精致的同时,给河北文学补了钙,注入了力量。河北评论界虽然也为“梦庄记事”叫好,但是这个层面的认识却未曾有过。这仍然是一个有宝贝而不能发现到位的问题。贾大山弥补了河北文学在反思上面的不足,但是,这种可贵的努力,这种难得的创作实践,却被我们视而不见——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发现能力,已经迟钝到相当的程度了。

自己有宝贝老是发现不了,一旦有所发现,文化自卑的情形大概就要产生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了“洼地”之说。什么是“洼地”?周围高中心低就是洼地。山东出了张炜、赵德发好几个大个的作家,河南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家,山西也出了好几个,北京就更别说了。周围都“高”起来了,就我们这一块低而成坑,就是“洼地”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贾大山的创作有到位的认识,我们可能就不会在那个阶段如此仓皇,文化自卑的心理就不该那么强盛。当然了,后来,为了填平这个洼地,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天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的努力有多少成分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有多少成分是人为的因而也是很成问题难以被人接受的?这都应该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真该学会认识自己了。一个人能够客观清醒地认识自己,就说明你这个人长进了。就怕我们有了长处自己不知道,有了短处自己还是不知道,这可就麻烦了,我们就很难往前走了。

对河北文学有了这几点思考之后,我们必然会进入一个对地域文化进行思考的层面。对河北的地域文化,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河北文学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河北的地域文化不够深厚吗?

非也。只要一块土地上有人生活,只要是有人长年累月地在一个地方生活,地域文化就能积攒下来。任何一地都有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也没有厚薄深浅之别,之所以有厚薄深浅之别,原因是在开掘上。开掘深,地域文化也就显出其深厚,开掘浅,地域文化显得也就浅薄。地域文化的富矿对任何一地都是公平的,它没有厚此薄彼的偏向。文化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开这个特殊之矿,从一辈一辈人长年累月的生活积淀的文化里面,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这既是文化的任务,也是文化的功用。

不能说山东的文学成就比我们高,山东的文化积淀就比我们丰厚,丰厚不丰厚,就看你这个地方上的文化人,对你自己的地域文化,开掘了多少,开掘得怎么样。文学从80年代末期开始走向边缘,一直到今天,它的光景非常惨淡。对此,我们常常把原因归结给外界:什么经济发展啊,什么新媒体呀。我觉得这都是拉不出屎来怨茅厕。起码那些东西都是外因。内因是什么?米兰昆德拉有一篇小说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文学如果丢弃了自己的灵魂,文学如果不负重,如果文学只能成为作家们积累财富弘扬名声的手段,文学就要命定地被冷淡。得到这种待遇,纯粹是活该!一个人没有灵魂,他就是行尸走肉,文学要是没有灵魂,它照样也是行尸走肉!今天,文学怎么样才能找回已经失去的灵魂?今天,文学怎么样才能负起重来?既然说到地域文化,也不是说只有开掘地域文化才能让文学有灵魂不失重;但是,通过开掘地域文化,文学可能会负重,可能会找到失去的灵魂。通过开掘地域文化,能让文学再找到它的使命感,通过对文化的深层挖掘,对人性的深度透视,文学的力量和精魂还能勃发与再现。作为一个文化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创作者,还是编辑,还是干一般的文学工作,都应该从各自的角度对你的地域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对我们河北这个地方文化,找到它的支点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跟别的省份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它的特质?我们都应该找。

怎么找?我开不出药方来。我们每个人找,都只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这里面没有统一的标尺。要开掘地域文化,需要什么条件?这我倒可以再说一点。

一、需要广阔的文化视野。视野狭窄了,这个活没法干,就事论事,永远达不到文化的层面。我上学的时候,当代文学,就是49年以后的文学,现代文学,就是新文化运动到49年的文学,这是两门课。后来,这两门课陈平原他们给打通了,叫现当代文学。我们不妨想一想: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打通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开阔的文学视野。我感到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怕新时期的文学翘起尾巴,骄傲起来。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固然高过“文革”十年,跟十七年相比也有优长所在,但是如果把背景把时间再拉长,跟五四时期的文学一比,分量就大大的不足了。这些学者把现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打通,就显示了他们文化视野的开阔。

再则,从作家的努力和探索上也能找到成功的范例。比如说鲁迅,他对中国文化的洞察分析开始于中医。为什么从中医开始?那是因为周家因此一点“从小康陷入困顿”,他本人也因为中医吃过难以言说的苦头,但是,鲁迅对中医的文化探索没有停留在本能的厌恶和疼痛的层面,他对中医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要开掘地域文化,也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无论是哲学,无论是文学,前人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这也需要我们学习。

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过同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此我心存质疑。我认为应该再加上个前提条件:越是民族的,而且它与普世准则、人类的整体要求相一致,才能做到越是世界的。如果这个民族的东西跟人类的整体要求相悖相反,正如鲁迅曾经批判过的那样,把长疮流脓视若“艳如桃花,美如乳酪”,这就是糟泊。对糟粕,就不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活在当下,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们确实需要动动脑子,鉴别鉴别,辨析辨析,这是一个文化人的分内之事,你这么做了,就体现出了你的文化价值,你不做,很可能给丑恶留出地步。对赵本山的《卖拐》,咱们中国人几乎都在开怀大笑,无论是春晚现场,还是后来一次一次的各个电视台的重播,我们中国人都在捧腹!我也笑,那是情不自禁的!但是笑过了,你就不能一笑了之,笑过了你就感到不舒服,心里堵得慌并且有愤怒要腾起。我就想,如果我就是范伟扮演的那个角色,会怎么样?作为一个人,你被人玩弄了之后,你被人耍弄了之后,你还会笑吗?你那种受辱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对《卖拐》这种非常民族化的东西,我们就应该用一种理性的、用一种普世的理性之光来照。你开这个矿,这里的地域文化就应该有从上边来的光去照照它,看看它有毒没毒,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卖拐》的毒性在我们这里没有被照出来,在美国被照出来了。赵本山的智囊认为既然《卖拐》已经征服了中国,也要征服世界,他们就到了美国。跟在中国大不相同,美国人一看见《卖拐》就视若洪水猛兽,他们非常恐慌,很怕自己的孩子接触到这种剧毒有害的东西。

同一个东西为什么人跟人的感觉感受看法就不一样?我以前还有个讲座,就是针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整个中国的文化界,一说起安娜来,没有不称道的。我们的教科书上评价甚高,认为安娜是西方文学人物画廊里面最有魅力的一个女性的形象。但是托尔斯泰本人,《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就十分反感安娜这个人物。托尔斯泰一再表现出对安娜的厌恶。这种十分对立的文化现象,一旦被我们搜索到了,我们就不应该放掉。我们应该去挖掘,挖掘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我觉得开掘地域文化的时候,还需要有一种普世之光的照耀,引领我们去辨析,用理性的眼光来看看它的价值到底如何。

我是62年出生,93年调到文联,时年31岁,到现在25年,一晃就要退休了。人生真是苦短,虽然我也是个比较认真的人,老是想留下点什么抓住点什么,但是我抓住什么了?我留下什么了?除了我动的这个脑子,除了我的这种生命的感受,别的任何都没有。只有生命的感觉,只有大脑的思考,现在还伴随着我,并且供我使用。只有它们才显示出生命作为生命的价值来。感觉和思考不仅为我们个人产生价值,对单位——作协的工作也具有益处。所以,应该提倡感觉和思考,训练感觉和思考,在作协机关营造学术交流的氛围,摆脱我们文化滞后的局面。

                           (作协讲堂夏季讲座,本文系根据8月1日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