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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代写作

时间:2019-12-30     【转载】   来自:文艺报

讲好河北故事 弘扬时代精神

王 凤

河北是现实主义文学大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它同燕赵大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密不可分。唐代诗人韩愈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性格形成于战国末年,秦汉以降,燕赵之地战乱频仍,移民频繁,胡汉融合,这一切都使燕赵文化性格得到发展和深化。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燕赵人的心理深层,见诸文学艺术,造就了悲怆高亢、独树一帜的“燕赵风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河北新文学如同中国新文学一样,完成了文学的现代化过渡。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变革,河北新文学在这些历史的波涛中萌芽、发展、壮大和繁荣,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丰富、拓展着燕赵文化性格的内涵与外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作家们,成为河北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自觉秉承解放区文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等创作领域走在全国文坛最前列,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孙犁、梁斌、徐光耀、刘流、李英儒、雪克、冯志、李晓明、邢野、张孟良、刘真等河北老一辈作家将革命激情和文学才情熔铸成了恢弘的篇章。《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红旗谱》《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狼牙山五壮士》《儿女风尘记》《长长的流水》等作品相继问世,形成了河北当代文学创作的“红色经典”高潮。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历久弥新,成为河北文坛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期以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河北文学又迎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河北作家扎根燕赵沃土,紧跟时代步伐,助力改革开放,创作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向世人展示了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河北新文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艺术特征,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旗帜鲜明的时代主旋律情结。纵观百年河北文学史,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河北文学无不是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变革,河北作家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用手中之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体察着百姓的生活。抗战时期,河北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创作全力表现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战斗服务”成为战时文艺的主旋律。十七年间,河北文学继承解放区文学传统,写重大题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文坛出现现代主义热潮,而河北文学仍然走在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上,以“三贴近”为准则,实实在在写时代,本本分分写生活。90年代现实主义复兴,河北的“三驾马车”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冲击波”,为当代文坛注入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时代主旋律情结,是贯穿百年河北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是鲜活生动的典型人物塑造。在百年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河北作家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脍炙人口的典型英雄形象。抗战时期,冯至先生笔下有“向死而生”的抒情主人公伍子胥,“擂鼓诗人”田间笔下有意志坚定的“子弟兵”和“战斗者”,孙犁先生笔下有外柔内刚的水生媳妇,李满天笔下有爱憎分明的白毛仙姑;十七年间,《红旗谱》中有侠肝义胆的朱老巩、朱老忠父子,《小兵张嘎》中有古灵精怪的张嘎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有机智勇敢的杨晓东,《烈火金刚》中有大义凛然的肖飞、史更新、丁尚武,《狼牙山五壮士》《新儿女英雄传》更是以人物群像的方式深情讴歌了燕赵大地上的英雄集体;新时期以来,贾大山笔下的掌柜形象,铁凝笔下的香雪、司绮纹、尹小跳等女性形象,陈冲笔下的大学生形象,何申、谈歌、关仁山笔下的改革者形象,胡学文笔下的乡村农民形象,刘建东笔下的工厂师傅形象,李浩笔下的父亲形象,张楚笔下的城镇青年形象等等,都为中国当代文学长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代表。

三是气息浓郁的地缘文化意识。河北的专业作家始终秉持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见诸作品,常常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地缘文化意识,对于河北作家而言,既源自于无意识的恋土怀乡情结,也来自于有意识的现实主义创作体验,即生活源泉论。梁斌的《红旗谱》就是以作者的家乡为背景,选取了保定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具有典型地方色彩的事件,来反映农民革命斗争史的。孙犁先生的小说大多写白洋淀地区,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贾大山的“梦庄纪事”“古城系列”,关仁山的“雪莲湾系列”,胡学文的“坝上乡村系列”,刘建东的“工厂师傅系列”,张楚的“城镇青年系列”等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以作者的故乡为创作背景的。

四是慷慨悲怆的崇高品格。五四时期和战争阶段的河北文学便有浓重的悲怆性因素,成熟期的河北文学,崇高的审美品格也发展成熟。十七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是“红旗谱群落”和“荷花淀流派”。“红旗谱群落”中的长篇多为正剧,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悲怆因子。这些作品塑造的众多傲岸不屈的英雄,其精神实质便是崇高。“荷花淀派”向来以诗情画意著称,其中亦隐含着悲怆崇高的质素。《荷花淀》中,水生临别嘱咐妻子以死抗争、不做俘虏时,“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这令人心颤的场面何尝不是一种悲壮?新时期河北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铁凝,她的小说或写时代悲剧,或写命运悲剧,或写性格悲剧,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以及众多的中短篇都体现着这一特征。“三驾马车”的作品中,改革者的人生经历也充满着悲怆性,正是在同悲剧命运的抗争中,显现出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因此,悲怆性的崇高感,是河北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品格。

综上所述,时代主旋律情结、典型人物塑造、地域文化意识,以及悲怆性崇高品格,大体上构成了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最为鲜明的风格特征。

 

记录时代 彰显精神

——河北报告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弘扬

李朝全

报告文学在河北有着相当深厚优良的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就组织了群众和干部开展了“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如此壮观的报告文学集体创作活动,为后来的组织创作开了一个头。这项报告文学创作活动产生出了优秀的成果,《冀中一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也成为河北报告文学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从那以后,河北陆续涌现出了一些创作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一些写河北题材报告文学的作家,包括钱刚1985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河北崛起,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反响强烈的作品,报告文学在河北已然成为一种旗帜或者标杆式的创作。从90年代迄今,河北报告文学逐渐形成了新的传统,这就是紧密贴近现实书写改革开放实际弘扬中国精神的传统。

河北报告文学生态和创作氛围优良,报告文学作者队伍构成合理。老作家如徐光耀、梅洁,都写过优秀的纪实文学,中青年作家关仁山、王立新、刘家科、贾兴安、李春雷、程雪莉、冯小军、高玉昆、徐富敏、黄军峰等创作活跃,河北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比较整齐,较早成立报告文学艺委会,领风气之先。河北报告文学呈现出遍地开花、全面繁荣的景象。

河北报告文学的传统是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视野开阔,取材广泛。河北作家不只写本省本地的题材,而是能够放眼全国,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和全局性的课题他们都愿意去关注,深入到细部,深入到全国各地。如梅洁《大江北去》《汉水大移民》写南水北调,写湖北丹江口水库移民,《西部的倾诉》《创世纪情愫》写西部女性的生存状况、女童教育遇到的困境。一合写反腐败题材,《黑脸》《红与黑》都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王立新写了大量关注重大题材的作品,《安徽大包干》《要吃米找万里》,一直到新世纪以后,关注科学发展反映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新典型《曹妃甸》,写《首钢大搬迁》,一直到2019年推出了《多瑙河的春天》,写“一带一路”上一个重要的建设成果,这就是河北钢铁集团收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这个成功的范例。李春雷更是这样,他的视野开阔,《宝山》写宝钢,《夜宿棚花村》写汶川大地震,《木棉花开》写广东省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县委书记》写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放眼全国,不局限于写河北。

河北报告文学同时注重立足本土,关注河北人文和区域的发展与变革。作为河北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对于故土家园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春雷不仅写全国各地的题材,还用很大的笔墨写河北的题材,《山生》写邯郸丛台区的组织部长,《摇着轮椅上北大》写邯郸残疾女孩郭晖顽强拼搏最终考上北大,《赶考》写西柏坡,都是河北本土的故事和题材。刘家科的《大爱无疆》写河北衡水“感动中国”人物林秀贞的故事,关仁山《执政基石》写秦皇岛的一个村支书李家庚的感人事迹。写河北时代楷模李保国的则有李春雷的《大山教授》和贾兴安、高玉昆的《幸福播撒太行山》。写贾大山的除了李春雷的《朋友》外,还有李延青、黄军峰的《常山有个贾大山》。程雪莉《寻找平山团》追索已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数以万计的平山人投军抗日报国的悲壮故事。可见,对于本土题材尤其是本土独特题材,河北作家是非常注重的,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开掘和创作。

河北报告文学注重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传递时代正能量,表达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报告文学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也是时代和社会的良心,河北报告文学作家大多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用优秀的作品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用感人的故事去影响人、感召人,通过作品去传递正能量,呼唤构建一个民族的理想信念,塑造读者的灵魂。最为突出的典型是李春雷。他的每部作品都在传递正能量,他特别擅长挖掘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精神力量。王立新写的那些主旋律作品,都是在弘扬民族精神,《多瑙河的春天》则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即便是写社会问题或者写灾难的报告文学,像关仁山写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所要表现的也是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党和政府的作为和应对,表现的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傅剑仁写的《上访》反映的是社会上访现象,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弘扬正能量,传递主流的价值观。

河北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从《冀中一日》开始,并由其开创。河北报告文学关注现实,贴近生活,为时代而歌,为时代书写,弘扬民族精神,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河北报告文学有着良好的生态,又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创作队伍,更拥有深厚的优良的传统根基,相信河北报告文学一定能够不断推出更多精品佳作。

 

水里的现实主义

张 柠

河北文学有非常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就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我想起另一个跟“荷花淀派”齐名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山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这两个流派都是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

但它们的风格不一样,差别很明显。一个在泥里,一个在水里。“山药蛋派”是长在泥里的现实主义。“荷花淀派”是长在水里的现实主义。泥巴和水是作物和植物的根基,因而也是农耕文明的根基。可见,这两个现实主义流派,是属于传统农耕文明现实主义流派。跟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现代城市文明现实主义差别很大。泥土(长土豆、红薯、包米等)和水(长莲藕、菱角、荷花等)具有生长性,跟城市没有生长性的水泥相比,是情感的。

同样是“农耕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泥里的现实主义”和“水里的现实主义”差别很大。赵树理跟孙犁的差别就很大。赵树理的语言风格跟泥土相似,干燥而坚硬。孙犁的语言风格跟湖水一样,湿润而柔软。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比喻来讨论他们的区别,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像书法里面的渴笔或枯笔,更多的时候是干枯硬朗的风格。孙犁的语言风格则像淡墨或者浓墨,更多显示出湿润柔情的风格。“水里的现实主义”总饱含着似水柔情,不仅仅是孙犁,其他老一代作家也是如此。比如《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还有《播火记》和《烽烟图》等作品。记得少年时代,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读梁斌的《播火记》,读着读着就哭起来了。里面那个主人公被日本人抓住挖煤,受尽了折磨。作者用笔是浓墨重彩,有强烈的抒情性,即使写革命战争题材也是如此,有柔软的东西和湿润的感觉,不是那种干燥强力的风格。

实际上,老一代作家的创作,除了农耕文明(泥巴和湖水)的根底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那就是革命传统,来自陕甘宁和晋察冀的革命传统,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都带有那种印记。《铁木前传》跟《三里湾》相比,日常生活细节更为丰富一些。他写到木匠和铁匠等各种乡村手工业者,写他们“物物交换”的原初商品意识和交易细节。他们不是那种只是刨地种玉米小麦的狭义农耕生活,而是在农耕生活基础上的商业交换和贸易,写手工业,写他们离家出走,到外面世界去游走,到保定、石家庄,甚至北京和天津。所以,孙犁笔下的农民过的不是狭义的农耕生活,他笔下的故事形态具有多样性,这些东西在今天越来越重要,这是现实主义传统里的,我称之为水里面长出来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泥里面长出来的现实主义。

另外,河北文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密切注视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老一代作家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那是当时的主流生活,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大家都关注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的一批作家,包括河北的“三驾马车”,他们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处境,这也是当时的重大主题。到底是让它衰落还是重振雄风?是当时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三架马车”关注了这一重要事件,所以一下子就进入到我们文学视野的中心,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这种写作也跟此前的河北文学一样,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密切关注现实。

最近这些年,河北又出现了一批文学新人。比如“河北四侠”,他们在当代文学版图里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各有各的出道方式,但又好像“师出无名”似的,这是当今时代的特殊现象。因为今天的生活太多样化了,太丰富多彩了,太复杂了,不易把握,尤其是很难找到一个中心话题。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观察,能抓住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变化,就成为考验一代作家的重要问题。时代精神,这是现实主义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想象的世界是什么?这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孔令燕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京畿重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经世济民的儒家文化、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为河北文学创作提供了具有传统精神、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创作资源,使河北文学呈现出传承有序、朴实浓郁的现实主义特色。

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力作几乎都出自河北。最早是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梁斌的《红旗谱》,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刘流的《烈火金钢》,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等等,成为新中国最早记录革命实践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文学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文学创作呈现井喷态势。以贾大山、铁凝、陈冲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上世纪90年代左右,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为主要创作主体的河北“三驾马车”跃出文坛,呈现出鲜活、有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更加贴近时代、直面社会现实,用文学作品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境,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引起文坛关注。何申有《大厂》《年前年后》《穷县》《乡镇干部》等名篇,作品幽默、犀利而深刻。谈歌是最早敏锐触及国企改革的作家,写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关仁山写于1995年的《大雪无乡》,是较早触及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作品,敏锐地把握了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同时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如何玉茹、阿宁、曹明霞等。2000年以后,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等作家越来越引起文坛关注,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创作样貌,都立足于各自的生活场域,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质,更多地尝试用新的创作手法来书写现实。

从这个脉络上能清晰看到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特质和艺术追求,各时代作家都以不同角度和方式密切关注现实、记录社会的发展、记录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些作家关注的不是私人生活的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于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大事。他们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入手,从个体命运轨迹入手,用丰富的生活细节、丰满的情感、典型的事例来反映中国经历的各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北文学呈现出博大广阔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厚传统。

但是,我们在认同收获的同时更要面对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深化改革使河北站在了整个中国发展的前沿,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改革和社会建设的中心,都在广阔的燕赵大地上开始进行。如何反映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讲述京畿重地文脉传承中的动人故事,将是河北文学、河北作家必须承担起的时代重任。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站在丰厚的文化传统继承的道路上,他们应该向何处去,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创造出新的现实主义高峰之作,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首先,坚持文学作品关注时代发展的核心精神。在作品中试图把握时代脉搏、思考时代特性、抓住时代核心,应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任务和要求。一部作品的大与小,其重要因素就是对时代生活的反映与反思,是否有社会意义、有时代价值、有时代感。回望那些已成经典的文学精品,他们之所以成功,都是在某一方面把握了时代主题、抓住了社会生活的核心。再者,整体梳理燕赵大地独特的文化根脉,从丰厚的人文传承中集聚营养和力量,探寻这方水土上独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深层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笨花》都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性作品。对于新时代的作家,更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宏阔的视野,梳理传统文化,写作新的经典。第三,文学创作要回到生活、回到人物、回到情感本身,才能真正产生艺术感染力。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概念的定义就是,现实主义就是要用“真实的细节来塑造典型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生活就是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典型人物就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核心人物,真实的生活细节就是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写出来的事才能真实可信、写出的人才能温暖可知。第四,要力争在作品中展示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和感知,即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对生活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同寻常的况味,对生活整体性有某种程度的体现。这样,一部作品就会显出深刻、不俗的气质。当下的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更高,需要创作出的作品在已知或熟悉生活图景中,提供更深睿、更超越的维度。这是“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总之,时代发展在社会生活、人的精神、命运际遇等方面催发巨大的变化,同为身处其中的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这不仅是河北作家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更是当代中国所有作家所面对的共同使命。

 

乡土记忆与现实感

——河北诗歌片论

李建周

直面并穿透现实景观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基本动力,但它强大的渗透性和分裂性,又往往使诗人的书写成为一种艰苦的抗争。对于很多诗人来说,要命的问题是经验的丰富往往阻碍了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时代真相的认知。诗人如果没有找到个人洞穿“当下”的有效路径,再多的生活经验都无法转化成有效的现实感。

在此状况下,诗歌的历史记忆就成为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就河北诗歌来说,新时期以来乡土诗歌的成熟使得诗人获得了较为清晰和稳固的历史意识。姚振函、刘小放、张学梦等诗人的作品中,主体性的建立有赖于深厚的乡土生活经验。他们很容易找到自己和历史总体性的关联。即使面对碎片式的当下生活,这一诗歌写作方式也往往会呈现自身的稳定性与清晰性。在郁葱、刘向东等持续创作的诗人笔下,燕赵大地具有代表性的自然风物、人文景观,与大气恢弘的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了诗人和大历史进行对话的不懈努力。这种乡土记忆在大解的诗歌中为以自然万物为底色,生发出一种本质性力量,诗人以个人体验色彩的心灵风景融传统和当下于一炉。韩文戈的诗歌则有一种洞彻后的清醒,对诗歌地理学意义上的岩村的持续勘探极具个人文化色彩。富于质感的意象和丰盈的细节,展示出一种挽歌与悲悯相交织的精神气质。

乡土写作的优良传统,如何进一步开掘和转化,是当下河北诗歌写作的一个难题。强调乡土记忆绝不意味着考古式的猎奇和赏玩式的游览,也并非局限于地貌和风物的展示命名,而是依托历史和文化神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很多中坚诗人也意识到这点,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近些年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诗人仍然把乡土视为精神与梦想的依据,有意识在诗歌中强化了地方性经验。东篱的《唐山记》试图以一种略显执拗的现代意识整合乡土日常经验,北野的《燕山上》在地理风物与个人灵魂的关联点持续勘探,李洁夫的《平原里》把物象与心象强行扭结压制到个人化的抒情中,宋峻梁的《众生与我》找到了琐碎的俗世场景和静穆深远的悲悯情怀的结合点,石英杰的《易水辞》在周遭生活与历史文化的对视中构筑自己的诗歌空间,白庆国的《微甜》以个体澄明的生命经验去对接历史的秘密,在清贫与梦想的对话中呈现出乡土经验的复杂性。

把乡土经验转化为地方性知识的诗歌探索,普遍存在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持续挖掘中逐步形成了个人化的诗歌表达。他们的诗歌文本是自洽的,对应着各自的生命经验。不过从诗歌史来看,这些诗人的历史面目仍然有着不清晰的一面。面对诗歌的乡土传统,当下诗人需要解决的是日常经验和诗歌经验的关系问题。在很多呈现乡土记忆的诗歌中,鲜活的体验往往被庸常化的情感价值抽象掉。并不是诗人在写作中发明的自身的“乡土”不重要,而是那些真实的日常经验并没有被诗人转化为有效的诗歌经验,这样,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碎片化的经验无法对接有效的历史意识。在严格的诗学意义上,这样的经验就不是经验,而是生活现象的杂乱堆砌。

对当下经验的有效处理往往需要借助一个文化他者,如同一个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面目一样。诗人大多是从某个文化远方重新进入当下。一些河北诗人已经注意的这一问题。晴朗李寒在俄罗斯诗歌视镜中映照当下,将乡土经验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空间,在大地的苦难与天空的虚无之间构建一种现代性张力。见君的诗歌从现代性视野中词与物的关系入手,在存在的尴尬和隐秘的自我之间保持了罕见的平衡。孟醒石以对寓言性的探求深入日常景观的描摹和个体经验的呈现。在对日常生活的重构过程中,既能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穿行,又有一种对本真的存在可能性的探求。这种乡土记忆往往超越了具体生活场景,具有了某种深切的历史感。女诗人对乡土记忆的开掘更多依赖感性直觉的穿透力,她们笔下的身体与乡土往往有一种互为指涉的隐喻关系。唐小米诗歌中的自然风物明显是身体化的,或者说身体和风景在她的诗歌中是互相打开,互相发现的。青小衣将看似平常的事物放在自己的心底细细打磨,让其透出一层独特的女性个体生命的光亮。李南的诗歌展开了乡土记忆与美学内涵的关系探索,呈示出时代的创痛和历史的真相,于波澜不惊中指向生活经验与生命伦理的内在纠结。

诗歌的现实感取决于支撑诗人的一整套认识观念。当下生活的鲜活性和复杂性往往超乎想象,给诗人们带来巨大挑战。河北诗人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如何在各自的探索中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把有深厚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今天发扬光大,仍然是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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