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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作家思想录 | 黄军峰:疫后,新秩序下的文学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展开了一场全民抗疫阻击战。

  经过数十天艰苦拼搏,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被阻断,取得阶段性胜利。抗疫工作重心转为外防输入,同时内防扩散不放松。

  虽然现在全球感染人数已经突破百余万,整个世界抗疫形势不容乐观,但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类。

  此次疫情来势汹汹,已经演变成了全球性灾难,衍生出许多世界性难题。作家怎样更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疫情,认识疫情中折射出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伦理、心理等方面问题,认识人类与自然友好相处的重要性,认识文学在面对世界性灾难时应有的职责与担当,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一张重要问卷。

  抗击疫情,河北青年作家始终与全国人民在一起。他们以自己真诚的文字为一线勇士呐喊壮行,为普通民众鼓劲加油。新的阶段,河北青年作家一如既往关注抗疫前线,同时他们也不断拓宽视野,积极开动大脑,展开疫情下的深入思考。河北文学院公众号特开辟"疫情下作家思想录"专栏,提供平台,分享作家们的思考成果。



作者简介

黄军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艺委会秘书长,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合同制作家。至今已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长城》《山东文学》《星火中短篇小说》《名家名作》《中国报告文学》等各级期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近百万字,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天地耕耘——河北美丽乡村建设纪实》《暴洪来袭——河北井陉719抗洪重建纪事》《善哉雄安》等,有作品入选国家、省重点扶持项目。

疫后,新秩序下的文学思考




  如果用文学语言形容“春天”,美妙的词汇几乎可以铺满半页纸张,欣欣向荣,桃李争妍,百花齐放,绿肥红瘦……庚子年的春是个例外。一场裹挟着疫情威胁的春天,开始是一座城市,接着是一个国家,再后来是整个世界。于是,所有美好的形容词便进入病态,尽管有坚强、有团结、有力量,有信心、有希望,但灾难之于每个人的内心,更多的却是伤痛和无奈。

  毋庸置疑,疫情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它打断了人们所谓亘古不变的习惯、习俗,击垮了人们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生活生产秩序,社会生产能力骤降,短期内造成了物价上涨和失业率上升,餐饮、旅游、消费、交通、教育等几乎每个行业都受到巨大冲击,民企、小微企业、农民工等处于前所未有的紧迫时期。外在因素的影响正在迫使我们改变固有的经济秩序,改变生活的方式和惯性思维。尤其是,疫情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需要我们有一个明晰的判断,需要我们不仅仅要有直面它的勇气,更需要有认知它的能力,与之共处的勇气。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于是,在危机来临之后,我们开始思考和强调人的作用,重新审视人的主观努力,强化自身能力,而非环境的约束和顺从。在一个持续变化的环境里,没有人可以预测并藉由预测作出选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掌握持续而灵动的适应能力。诚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的那样:“战争中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中四分之三的行动都或多或少处在不确定的迷雾之中。”在他看来,审慎的战争策略就是要针对敌军状况,不断变化做出调整,从而提高成功的概率。

  从经济发展忧虑中回归到文学思考。疫情来临,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阻断和打破之外,人的内心影响同样具有巨大的冲击波。忧虑,恐慌,无奈,绝望,焦虑……等等,让疫情中的人变得似乎没有了方向和目标。当然,我在这里提到的是普通人,即那些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普通人。在农村,我亲历了普通百姓在疫情面前的配合和努力,这来源于他们对国家的信任之外,还有对于生命威胁的恐慌。一些祖辈传下来的习俗、习惯在这一时期被改变,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和无可奈何的接受,需要他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才有了《乡村无恙》这篇稿子。通过灾难我看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伟大,伟大的根源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和给予民众的信心。

  我们常说,文学即人学。特定环境下的文学,一定是建立在给予民众希望和信心之上的,之后,才会有痛定思痛的思考和反思。英雄需要歌颂和传扬,但普通民众的言行和心理同样需要发现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在这场疫情战役中,人民是最大的英雄。”是的,特定环境下的文学,不应该是泄愤,不应该是抱怨,也不应该是单纯的高歌,此时文学的更大价值就应该是苦难中的希望,大海里的灯塔,夜色中的北斗星。在“寒冷”的日子里,文学给予民众的应该是火苗、温暖和温度,而这些都是普通百姓身上自发产生的。城市较之农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回到城市之后,对于这样的思考更加深刻。那些不计回报的志愿者恪尽职守,那些为了百姓生活而冒着生命危险忙碌的快递小哥、清洁工等等,他们带给我们的同样是温暖和感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的经济秩序恢复之前,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人群,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谋求新的方向,他们不甘等待,他们也等不起,房贷,孩子学费,一家人的吃喝费用,等等,都需要他们去努力工作。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没有放弃过奋斗,他们心里的苦楚,他们心理上的波动,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万难用想象的笔法描绘。

  文学的另一个作用是反思和给人予警惕。疫情发生之后,各种虚假信息的泛滥层出不穷,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虚假信息的信任度为何远远高于人们对真实信息的信任度?虚假信息的制造者的目的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现象,需要作家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度的思考来进行判断和剖析。

  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应该引起反思。历史上多次疫情的发生,多与人对自然的破坏有关,宏大的文学观察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命运共同的思考之上,人的劣根性,人的贪婪,人的欲望,等等,都需要给自然界一个满意的交代。然而,我们却是缺少这样的思考和审视的,没有宏大背景的文学,一定程度上就是小众,就是自我的倾诉,自我的麻痹。其生命力自然也就不够顽强和长久了。

  纵观中外文学史,危机与灾难常常考量着作家对人类情感和道德的透析能力,任何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都不会是灾难面前的冷漠旁观者。当然,文学毕竟是文学,疫情面前,任何文学作品只能是慰藉,而不是救世的良药。灾难面前,文学的义务应该是替无数普通人发出内心的呐喊,激发向死而生的力量,抚慰灾难中受伤的心灵,应该给予一束光,一丝希望,一些力量。灾难不应该是作家落笔的理由,文学应该书写灾难施加于人类的创伤和痛感,让人学会更为理性的认识和反思。《鼠疫》作品中有句名言令人深省:“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伤痛活下去。”所以,灾难之于作家的,不应该只是放大苦痛,自吟自唱的岁月静好,应该是在真善美和向上精神的书写中,引发更多人反思现实,反思人性,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归,应该是精神上的自省和自律,从而让我们的作品更有温度,更有深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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