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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跨百年沧桑叙写乡土文学史诗

时间:2021-02-06     【转载】   来自:《河北日报》

——聚焦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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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肖 煜

特约嘉宾:王春林 李 浩 何同彬 韩松刚


对生命哲学的探索

□肖 煜

近日,我省作家胡学文长篇新作《有生》研讨会召开,30余位国内知名文学评论家从文学史坐标、结构与模式、社会形态、小说叙事、民族文化密码等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探讨。

《有生》首发于《钟山》2020年长篇小说A卷,单行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该小说甫一亮相便在多项文学评选中胜出,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20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榜首、2021年1月百道好书榜文学类榜榜首、《南方周末》2020年度十大好书(虚构类)榜首、第五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0)榜眼,入选《文学报》2021年1月好书榜。

该书是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巨制,讲述了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全书共二十章,分别以祖奶、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六个人物命名,以人物为中心交替变换叙事视角。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一百余年,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作者用了足够的耐心向我们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生活的难处,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

长期以来,胡学文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写作,叙事视角往往聚焦于不起眼的小人物。从他的“写作根据地”营盘镇(宋庄)出发,通过一系列成功的中短篇写作,胡学文造就了属于自己的丰厚的乡土世界。他不仅善于呈现乡土的时代变迁、风物和人情变化,更善于反思人的生命状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评价,《有生》伞状结构的叙事将各种线索交织,却并不停留在故事层面,而是引导大家关注人物和自身、处境和命运。它也写20世纪的苦难,但却不止步于对苦难的忍耐和承受,而是通过“祖奶”不断接生、不断生育,顽强地对苦难进行反抗。另一方面,作者对现实中宋庄人物的困境,则是通过他们对“祖奶”的倾诉实现自身精神的突围。“陈述苦难本身,反抗苦难本身,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作者有意在小说中张扬了这种生命的态度。”

“厚重”“史诗气象”“雄心勃勃”“乡土中国的百科全书”……这些是评论家们提到最多的语句。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有生》是一部“巍峨、雄伟”的作品,通过对该作品的探讨,有助于认识和厘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基本的问题和难题。



创造性叙述视角与坐标系艺术结构


□王春林(《小说评论》主编、评论家)

《有生》是一部充满死亡景观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胡学文有着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方式,和对世界、生存以及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判断。他在后记《我和祖奶》中袒露了关于小说叙述方式的构想。

一个是叙述视角的设定。“最初,我设定由鬼魂叙述,但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小说均如此叙述,从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到托尼·莫里森《宠儿》,均光彩夺目,尾随其后,不只危险,亦糟糕透顶。若由祖奶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回忆又太简单太偷懒了……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让一个只剩下敏锐的听觉与思考回忆能力的百岁老人来承担最主要的叙述功能,并在一个白日加一个夜晚之内讲述百年人生,不仅是胡学文在叙述视角设定方面具有创造性的努力,也显示了作家非同寻常的叙事控制能力。

胡学文设定“祖奶”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成功之处,就是可以借助于这位历尽人生沧桑的老人恰如其分地传达某种对命运无常的感慨,某种对世事人生的形而上思考。她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尤其是身边的亲人们,除了孙子乔石头外,全都先她而离开了人世。如此一种惨烈的境况下,“祖奶”却仍然要执意强调“绝不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所表明的,其实既是“祖奶”,更是胡学文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辩证性认识。一方面,人生固然是“一个又一个坎,一场又一场难”,但另一方面,这些“坎”和“难”的存在,却不仅没有成为阻止生命存在的力量,而且还进一步证明着人类生命力的坚韧不拔。这也正构成了书名“有生”最根本的寓意所在。

另一个是“伞状结构”的创造性设定。“我一直想写一部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写家族的鸿篇巨制甚多,此等写作是冒险的,但怀揣痴梦,难以割舍。就想,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但如此结构似有困难,我迟迟没有动笔。某日小雨,我撑伞在公园边散步,边思考着小说的结构问题。看到前面一个人举着伞脚步匆匆,我突然受到启发,回家后立即在本上写下‘伞状结构’。”除了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方式出现的“祖奶”之外,小说中还有另外五位视角性人物:“另外五个视角性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如伞柄与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小说除了写出了以“祖奶”为核心人物的一个中国塞北乡村家族长达百年的故事之外,另外一半用来讲述当下宋庄其他人的故事。因此,《有生》更像是一部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小说。

除了“祖奶”采用第一人称或者说“第四人称”的叙述方式,胡学文还专门设定了次一级的另外五位视角性人物。这五位视角性人物分别是麦香、如花、喜鹊、宋慧以及杨一凡。作家借助于他们的视角展开相关的故事叙述。“祖奶”的叙述是主干,即伞柄,而另外五位的第三人称叙述,即伞布,两者有机结合,就是所谓的“伞状结构”。一方面,“伞状结构”的艺术构想具有突出的创造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艺术结构方式,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方式。与其把这种结构方式称之为“伞状结构”,不如把它看作是一个坐标系式的艺术结构更具合理性。因为“祖奶”的第一人称叙述的部分,与另外五位视角性人物的叙述部分,二者之间有着鲜明的界限。由“祖奶”担任叙述者的部分,属于历史叙述。从1900年“祖奶”出生的那一年开始叙述,一直到小说终结的2000年之后,“祖奶”的生理生命依然在延续。而另外五位视角性人物的叙述部分,应该被看作是现实部分。胡学文所真正用力的,却是跨世纪的2000年前后的阶段。如果我们把“祖奶”作为叙述者的历史部分理解为纵向轴,把另外五位视角性人物的现实部分看作横向轴,二者一纵一横,交叉组合在一起,所最终构成的,就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坐标系。正是凭借着如此一纵一横的坐标系的设想与建构,胡学文最终成功完成了对于百年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审视与艺术呈示。


捍卫长篇小说文体“尊严”之作


□何同彬(《钟山》副主编、青年评论家)

作家莫言在谈到长篇小说创作时曾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一位成熟的小说家在他创作的高峰期推出的长篇作品,必须放到文体尊严、文学象征和全面成熟的层面上考量。胡学文的《有生》在文体上表现出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长篇胸襟。

故乡是胡学文写作的根基,造就了属于他自己丰厚的乡土世界。胡学文在有意识地削减附着于乡土中国之上的文化观念等固有范畴的同时,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在一种宏阔的命运感中,复现他们如何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集体的生存从而拥有自己的“根”。胡学文一旦写到故乡,那里作为一个完整的图景和世界就会显现出来,用他的话说:“几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现。”正是这样一种最朴素、本真的自然,让《有生》的乡土世界真正触及了坝上、北中国的“根”,也给读者带来长篇小说独有的真实、丰富又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

在《有生》中能看到上百年时间跨度里数十个生动的人物,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底层人物,胡学文拒绝把他们符号化、阶层化,而是用自己全部的感知、理解、同情和尊重,把所有人物还原为文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环绕着这些人的那些植物、动物、风景,以及人们赖以谋生的手艺、职业,赋予他们地方性的风物、民间文化……所有与他们的道德、理智、灵性生命有关的内容,都经由沉稳又灵动的叙事,结构为《有生》的壮阔和浩瀚。《有生》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百余年,是一个大型文体应有的时间跨度,但这并不是它拥有56万字体量的根本原因,《有生》不是胡学文《〈宋庄史〉拾遗》的加长版,而是胡学文“胸中的大气象”。

“营盘镇”(宋庄)是胡学文大气象的根基,而“祖奶”这个形象,则是以“营盘镇”为代表的北中国的灵魂和象征。在小说的女性人物群像中,“祖奶”一方面具有胡学文以往女性人物谱系性格的延续性——坚韧、执拗、一根筋;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漫长人生背负的繁衍、博爱的“地母”属性,而在《有生》中被赋予了命运的无常性、生命的庄严感和民族的寓言性。地母是人类学的重要原型,以繁衍、包容、守护为主要内涵,象征着生命、温暖和博爱。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祖奶”有地母的文化属性,但胡学文并没有刻意渲染这一属性,而是让她自然地参与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去,以饱满的生命细节和日常的温度呈现出“祖奶”作为一个女人、母亲的宽爱、坚韧、贤德,同时对于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尤其是升斗小民投以最深情的注视。胡学文一方面避免了对“祖奶”及其地母形象进行过度神圣化、生命哲学化的修饰;另一方面,以蚂蚁的意象,书写着大历史中繁衍不息的万千生民,彰显出他们卑微又坚韧不拔的生命精神。

胡学文非常重视文本的细节和叙事的节奏,他没有像近几年长篇小说那样过于侧重叙事方式的多向度实验与探索,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保持着动静、急徐、疏密、轻重、浓淡的协调,在具体的文本细部饱满、密实,毫无堆砌浮泛之感。胡学文胸中的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是《有生》的源泉,借此源头活水注满文本中任何一个深浅的局部,然后再浩荡从容地流向远方。因此,《有生》才能够成为帕慕克意义上的“小说的大海”:在一部优秀的小说中,景观的描述,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物品、嵌套的故事、一点点横生枝节的叙述——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体会到主人公的心境、习惯和性格,每一个节点都包含主人公灵魂的一部分。

正是这样的“不可缩减”的密度成就了《有生》有说服力的长度,也形成了它在长篇文体实践上的难度。胡学文有意识地在长篇小说的主题、形式、结构、内容等方面做了“减法”,追求的是自然、温润、清晰、壮阔、浩瀚,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惊奇、峭拔;他书写了自己流淌在血液里的、与自己的生命浑然一体的经验,拒绝攀附那些可能给作品带来所谓关注度、辨识度的符号。

正是在这样一个“反难度的难度”意义上,胡学文和《有生》在长篇小说写作喧嚣、浮躁的当下,顽强而成功地捍卫了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




“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全书


□李 浩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小说中的“祖奶”和众生经历着百年时光里的命运波折、疼痛、爱欲和时代变迁,以及在变迁中个人命运与社会认知的转变。小说彰显了胡学文的“野心”,他试图借用《有生》勾勒他所认知的时代和命运。“祖奶”是一个具有寓言式的象征,而她接生婆的身份也是寓言化的,它意味着生殖、延脉、新生,也意味未知、到来和慢慢彰显的力量。

小说写作考验着作家的智慧、耐心、设计和才能。就《有生》而言,胡学文在这一向度上的展现是成功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丰富、多样和内在深刻。《有生》可谓是乡村版“清明上河图”,在乡村中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件几乎都可以在这部阔大的书中寻见影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生》也算是农村人性百态的“百科全书”式图谱,与之相匹配的是书中所展示的胡学文写作中博物志、风物志以及民俗志的理想,胡学文巧妙地将它们一一揉碎,散落于叙事中,和故事水乳交融。诸多丰富的人性微点不仅被他一一捕捉,在经过他粹取、分解、凝结和融合之后,交给小说中的人物来承担,这显示了小说家的笔力。作为核心出场的人物“祖奶”是最被强化的一个,其他人物与其构成了时间之网、命运之网,他们都携带着自我故事的连线,他们彼此连接、相互纠缠。于是,这张有着强烈严密性而环扣众多的蛛网得以更大延展,几乎望不到头。

以乡村和熟悉的生活为支点,胡学文削繁就简,同时添枝加叶。削繁是为了让故事和命运更为有效呈现,而添加枝叶则是让故事产生更为微妙的丰富性,让它更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小说中,胡学文建筑起庞大的喧哗,这喧哗极有复调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以“体验”为基础,“体验”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词:所有人与事物都围绕着“体验”来书写。充分尊重甚至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每个人物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意志。其难度巨大,是因为每个人物的主体性会大大冲撞和破坏小说的整体感,很容易成为按照“个人意志”各自奔跑的骏马而不顾共同的马车。事实上,小说并不等同于生活,也不会将生活的种种碎屑全部纳入而不加修剪。为了“整体性”,胡学文削减了人物,他做大做强了故事中“祖奶”的声音和体验,其他人物在她身侧多少会形成环绕感,这样当然就强化了凝聚。

在浩大繁复中,我们也发现胡学文对细节描写的克制,他少有绵密的铺陈,充分而有创造性地使用着“道具”:一只不断在窜的蚂蚁。胡学文让它始终存在着,从小说的开头“窜”到小说的结尾,它成为另一条可见的、夯实的串联之线,让整体性更为明晰。这是作家的缜密心思,它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胡学文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他对“体验”的看重。那些来自生活的、能连接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切体验,可以不断被丰富。小说中那些真切的细节、具有气息和意味的情节经得起时间的磨损,它们总会在某些时刻重新被唤醒,焕发出新意之光。另外,“体验”是浑浊的,它不具备明晰的、单一的阐释向度,而恰因这一点使它有了更丰富的容纳,对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也是一种唤醒,它呼唤参与并让你与之“叠加”,构成文本的多重性。

百年的生活变迁、风起云涌,有着太多的巨变和壮阔波澜,然而它也是被反复地言说和书写的一段历史,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提供着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刻认知,它们或重或轻地影响着胡学文。胡学文当然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他更多地发挥作家的长处,他要成为“人类的神经末梢”,将那些大得不得了的历史、时代、命运和它们的给予变成个人感受,让个人来承担、负载和触动。

胡学文注意到时间和时代之变,注意到它们对人生、人性的深入影响,但他更为看重的却是某种不变和恒定,是人和人生中的种种相遇。他将故事的时间拉长,他要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境遇中考察和掂量生与死的关联。胡学文愿意审视、展现这个存在,并和我们一起凝视、思考这个存在。




打捞真实闪光的生命碎片


□韩松刚(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有生》延续了胡学文一如既往的现实题材创作思路,但在人性的展示和形式的探索上,却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意识。可以说,《有生》是胡学文小说写作向内转的一次艺术探险,这种精神上的渴求和自足,使得小说获得了从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的生命力量。书中的“祖奶”在一生的过往中,将自己和他人一段段隐蔽而矛盾的生活坦诚地展示给众人,并试图建立起一种关于生活和命运的基本信念。《有生》是“祖奶”的时间史、生命史,也是关涉人的精神史。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形式感十足。《天外的歌声》的音乐曲式,《红月亮》的多重并置,《血梅花》的章回体设计,及至《有生》的伞状结构,都代表了胡学文小说清晰的文体实验。这种形式探索,给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提示,那就是当代作家完全可以利用独特的汉语和超拔的想象创造出丰富的小说文体。

在《有生》中,胡学文致力于摆脱既定的叙述套路,从而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与历史、生命与现实、激情与平庸、希望与绝望等融为一体的庞大织体。伞状结构,就是他苦苦觅得的灵感叙事模式。他利用这一新颖的具有诗学效应的形式,巧妙地把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联结在一起,在历史化的个人经验中,不断开掘与当下个体密切相关的精神冲突和内心困顿。在这个结构中,“祖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存在,在她动荡而平凡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生活的沉思,这是胡学文小说难能可贵的智慧和品质。

《有生》是形式的探险。伞状结构,具有精致的具体性和深刻的空间性。在“祖奶”这里,时间是紧缩的、不可倒转的,这是一个现实的时间,却极具象征意味。在“祖奶”的记忆中,还有一个被个体拆分的历史的时间,一切的事物都被卷入生活的运动之中。这是两个不同形态的时间,但胡学文利用伞状结构将其完美地链接在一起,让两者在一个个特殊的空间中交叉相遇。《有生》以其巧妙的形式,为当代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回忆过去的独特方式。

在《有生》中,“祖奶”充当了很多角色。她一会儿是全知全能的,一会儿又是半隐半退的。“祖奶”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来说,既存在,又不存在,她用记忆的力量进入历史和现实生活内部,却也如同置身于身外的世界;她给历史和事物以重量,使时间和记忆得以确立,但同时,那种生命中不可视的内在情绪,也无可奈何地在时间的流逝中失衡、扭曲。胡学文借“祖奶”之口,在她的记忆和对现实的各种感觉中,拿捏着叙述节奏的张弛,并最终完成了一次对自我叙事的美学颠覆。

于胡学文来说,长篇小说就是北方世界和个体生命相互融合下的艺术自觉。读《有生》,我们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种来自乡土的历史和个人经验,事实上,这一切都来自胡学文的故乡——宋庄,它构成了胡学文小说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他小说中对于植物、动物的情感描绘,以及人与植物、动物的深情交流,都源于这方土地所孕育出的心灵感应。胡学文借助于“口述”笔法和“蚂蚁”这个独特的象征物,在北方的土地和历史的长河中,小心地开掘着一个个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和不安情绪,并深刻地指向人类生活的种种症候。

如果说南方小说带给人的是流水的气息,那么北方小说则始终散发着土地的味道。胡学文的小说也不例外。胡学文对人生百态,始终葆有一份理解和热爱。那些包蕴着温暖善心和朴素诗意的情感,是他自然天性的一部分。人是土地之子。胡学文的纯真之心,在“祖奶”的引领下,越过大地和天空,去参悟人世更为彻底的精神慰藉。在艰难的岁月中,那乡土大地上的一个个生命永远树立着对生活的希望,就像一棵棵坚忍不拔的树,以各自的方式倔强生长,奇崛而苍茫。

胡学文借《有生》这部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把时间馈赠的伞,他像“祖奶”一样,用足够的耐心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他让我们睁大眼睛或者竖起耳朵,认真看、仔细听,以便从这虚妄而真实的人间发现不易察觉的自我和自卑、残忍和残酷、狂妄和狂喜。胡学文是时间的舵手,他追踪和摆弄记忆,用并不复杂的线条和框架,勾勒出最为复杂的精神和事物——那些真实的、闪着光的生命碎片——并将其一点点打捞起。

胡学文通过《有生》这部小说和“祖奶”这个形象,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样本”和“精神遗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成为时间和生命的最高综合,并借此去追忆和复活逝去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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