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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专评|丁艳丽评曹多勇《三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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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艳丽,安徽文学艺术院助理研究员,青年文学评论者。


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日常

——评曹多勇中篇小说《三家记》



丁艳丽



曹多勇擅长描写故乡大河湾的人和事,其创作的“大河湾系列”小说是当代文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小说《三家记》仍旧以口语化语言的书面表达,叙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河湾村三家人的生活日常和情感状态,是作家再一次向时间和记忆深处的回溯,具有明显的“寻根”冲动和怀旧情调。

小说以第一人称见证者的视角叙述了黄德仁家、曹家奎家和大杠家的生活日常。这三家是生活在大河湾的左邻右舍,也都与“我”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联,三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串起这部主题小说。三家的故事都是比较简单的线形结构,情节也不离奇曲折,其中黄德仁家的故事主要是围绕拔倒睫、割草、柴火被偷、拾炭、怀孕展开的,曹家奎家的故事由盖房、拾炭、相亲、买收音机、听收音机等情节构成,大杠家主要写大杠反抗欺凌、相亲结婚及妻子苏巧珍对婚姻的反抗。这三家各有各的不幸——黄德仁的两眼像烂杏子、傻女儿桔子二十五六岁了还没出嫁,曹家奎的三个孩子因个头矮导致说亲难,大杠因头秃被村人欺凌、被妻子嫌弃。由身体的缺憾或不足衍生的生活烦恼、精神苦痛是持久而漫长的。作家特别善于抓住每个家庭的主要矛盾,“攻其一点”,通过身体疾病或遭受的苦难及其对婚姻大事的影响推进文本的发展,凸显了底层人物生活的艰难与挣扎。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个体生活日常和生命状态的呈现一直是曹多勇小说的重要着力点。曹多勇是“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文革”是其写过去时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与许多作家对“文革”历史苦难的呈现相比,曹多勇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特殊性而忽略生活日常的普遍性,他笔下的历史是毛茸茸的生活,人物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在小说《三家记》中,作家描写了生产队、知青、收音机、发报机、扎根布、供销社和庄台、煤矿、矸石山、塌陷区、杂树林等大量富有年代感、地域色彩的物象,同时不厌其烦地对日常生活的碎片性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不遗余力地展现盖房屋、割草、拾炭、相亲、闹新房、嫁娶、回门等风土人情,力求还原记忆的“真实”与印象的“真实”,真实细致地表现那个时代大河湾村民的生活图景和生命状态。“文革”时物质极度匮乏、精神生活极为贫瘠,作家并没有对非正常年代的身体饥饿、政治暴力、人性异化进行血泪史般的控诉和批判而是将这些淡化为小说的底色,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对人物的真实生活和喜怒哀乐的如实描摹上,正如作家的一句自白:“我喜欢写常态的东西,不喜欢写反态,比如狗血的或者血淋淋的东西,把人逼上绝境的状态。”

曹多勇小说在审视个体生活日常的同时,也比较注重对人性的洞察和挖掘。小说《三家记》中的人物大多能够吃苦耐劳,在艰难的生活中依然坚韧不拔、积极乐观,同时自尊心强、轻易不服输、要面子、执拗、欺软怕硬、爱看热闹。小说中,秃头的大杠一直被村人嘲笑、戏谑甚至欺凌,“在挨打受骂中长大”的他一直没有屈服,他通过丢秃圪渣、膏血水、剃光头来反抗欺凌;苏巧珍因不愿与秃头的丈夫同房而天天挨打,她钻麻地、投河、绝食,通过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去反抗婚姻。这两位反抗者都是用自身微弱的力量去反抗冷漠的外界,虽然不足以成功,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有意思的是大杠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作用的家暴教唆行为。老丫妈告诉大杠“这个女人身上的皮肉痒痒,就得上手揭一揭”,“我”娘说“打轻了,往死里打两顿就愿意脱裤子了”。同为女人,老丫妈和“我”娘不仅不理解和同情苏巧珍,反而无情地批判她的“中看不中用”,这不是简单的人性之恶,因为在她们看来,传宗接代是女人的价值所在,不能传宗接代的苏巧珍是有罪的。在男权话语规训下的老丫妈和“我”娘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鲁迅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的身影。

曹多勇是大河湾忠实的倾听者和记录者,致力于“写那些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中而又留存在生命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人和事”,寻找被遗忘的或不为人知的生命气息和生命密码。《三家记》延续了曹多勇小说朴实不花哨的一贯特色,娓娓道来的文字透露出岁月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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