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代后记：花开南国 根扎燕赵
关于《木棉花开》
记者：我国南方有一个民间传说，创世神布洛陀的战士在与敌人战斗时，手执火把，英勇顽强，牺牲后化身成为开满红花的木棉树。正是因为这个传说，南方人把木棉树又叫作英雄树。用木棉树来形容任仲夷是不是和这个传说有关？用“木棉花开”四个字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题目，是不是暗示主人公任仲夷在你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创世的英雄？
李春雷：这倒没有刻意的联系。我也是第一次去广州，第一次认识木棉树。木棉花在早春二月里凌寒开放，花朵硕大，像红彤彤的火焰，给人一种壮烈感。我感觉这种花在花期、形状、颜色和气质等方面与任仲夷有很多共同之处。任老是1980年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他勇于探险，突破了一个个禁区，引爆了一个个雷区，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记者：最初是怎么想起来写任仲夷的呢？
李春雷：能够创作这个作品，首先要感谢上海《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吴东峰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老师。去年8月份，《文学报》邀请几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到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做客，我也在其中。一天晚上，吴东峰请我们吃饭，谈起广州的文学题材时，大家都看好任仲夷，于是，就商议由谁执笔？因为在座的人中我最年轻，傅溪鹏老师就提议让我来完成，我也就贸然答应了。
记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任仲夷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身处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给这样的政界高层人物立传，在动笔之前你应该会有所顾虑吧？有没有在写作之前给自己确定一个基本的原则？
李春雷：任仲夷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论。很多政界要人离职后，群众在私下里评价他们时，常常是褒贬各半，甚至贬多于褒。但对于任仲夷，广东人几乎是众口一词，特别敬仰。我采访了很多老干部，刻意想从他们口中挖掘一些任仲夷的缺点或不足，但没有。要知道，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大家根本没有必要为他避讳的。
但任老的许多做法和思想毕竟是打破常规的，我写作时也要尽量真实地去反映，所以可能有一些“露骨”的地方。但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年，我们党在宣传文化方面的思想理论也早已成熟了，对作家的作品也有着相当的开放度。
记者：《木棉花开》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转载，《新华文摘》(2008年12期)刊发之后，吉林省委办公厅按照省委书记王珉同志的批示意见，将该文印发各地各部门，并在全省开展学习讨论。你在写作之初是否想过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李春雷：创作之前根本没有类似想法，我只是当成一个文学作品去完成。得知作品在吉林省的特殊反响后，我当然也很高兴，但过后也没有什么。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要静下心来出作品，我感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还没写出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所以，一个多月来，吉林省有几个市的主要领导邀我前去就这篇作品进行巡回讲座，我至今也没有去。不能为了讲课费和表面的风光而去炫耀自己，还是安心写自己的作品吧。
记者：省委书记下文批示在全省范围内学习讨论一篇报告文学，这样的事情在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1983年，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高扬读了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后，曾建议省直机关工作人员阅读，但也仅仅是口头建议。想过没有，《木棉花开》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
李春雷：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都在掀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正像吉林省省委文件的“按语”中所说“重温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仍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另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文学魅力，这么多年来，写任仲夷的作品太多了，都比较长且全面，但为什么没有引起这样的反响？还是艺术冲击力不够。为了有所创新，针对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篇幅冗长、缺少思想意义和文学品质等问题，我进行了一些探索，尽量使作品在思想震撼的同时，语言精美，架构新颖，视角独特，力争好看又好读。
关于仲夷
记者：任仲夷是河北人，作为他的老乡，在写作过程中你的内心抱有怎样的情感？
李春雷：首先，我对任仲夷是有感情的。我十多岁刚刚懂事的时候，正值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一个被割断喉管枪毙的漂亮女人，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太大了，为此还有一个著名诗人写了一首著名长诗《小草在歌唱》。当时我听大人们私下里说，平反这个案件阻力和风险都很大，因为张志新不仅反“四人帮”，还批评毛泽东。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谁力主平反的？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咱们的老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任仲夷这个名字。后来听大人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因为邯郸与邢台两个地方相距不过百里，而抗日战争期间他又长期在这一带工作。
我再一次听人讲起任仲夷是2001年写《宝山》时，原冶金部部长李东冶与任仲夷在东北工作期间就是老朋友，他对我讲了很多任老的故事。给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任老这个人坚持真理，敢冒风险，苍颜白发却又赤胆雄心。
记者：你如何评价任老的一生？
李春雷：一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曾评价任仲夷：一个罕见的明白人。我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也有一个观点：真正的政治家，不仅仅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公务员，如果他在所处的岗位上真正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就是一个乡长，也是可以称为政治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仲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最大责任。
不仅如此，我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少会像林则徐、张之洞那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前途，领风气之先，倡导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丰富、壮大、富裕了岭南大地并进而惠及了整个中国，这样的人，我们不可以称为民族英雄吗？
记者：要刻画像任老这样一个处身于那样一个复杂而敏感位置上的人物，2万字显然是有点少了，因此必须要做到惜墨如金。尽管受到了文章篇幅的限制，但是你在作品中除了任仲夷外，还写到了广东其他的一些改革家，如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蛇口工业区的袁庚、经济学家郑炎潮等一批当年中国改革的弄潮儿，为什么要在任老之外还去刻画这些人物呢？
李春雷：历史是少数英雄带领着最广大的群众共同创造的，他们和任仲夷一样，都是时代英雄，都是历史不应该忘记的人物。此外，这些人物的出现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却是衬托任仲夷所不可缺少的群体形象，他们可以让读者明白改革的成功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在他的后面还应该有一个优秀的集体或者团队。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正以不同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河北自然也不例外。《木棉花开》采访、写作之后，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纪念改革开放？我们今天学习任老，应该学习他的哪些东西呢？
李春雷：现在的社会现状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了，我们已经从那种紧张微妙、“摸着石头过河”的环境走到了经济改革和政治环境都比较成熟的轨道上来了，任老的做法无法复制，也无需复制。我们要学的是他的精神，那就是“敢为天下先”，“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思想作风，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政治胆识，在关系事业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超凡勇气。
关于解放思想
记者：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他提出的“改革突破口是思想大解放”这一论断，具有巨大的指导性和前瞻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必须突破思想禁锢。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仍然在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具体到我们河北省来说，你认为解放思想的主要对象是哪一个人群？需要解放的思想症结是什么？
李春雷：我不是研究理论的，我只能凭我的理解说话。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哪一个人群的思想都需要解放，与时俱进。但我感觉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公职人员，其主要症结点是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我从广东采访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认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传统意识是阻碍我们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眼睛只盯着上司，心里只想着仕途，虽然客观上也想着干一番事业，但当国家利益与上司的私人利益发生冲撞时，就乖乖地“唯一”了，这种心态如何能干好事业，服务群众？所以，关键是要解放他们的思想，把他们转变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同时切实加强舆论监督的职能，把公职人员的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并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类似此次三鹿事件的处理)。只有这样，国家公职人员才能眼睛向下，谋划长远，真情服务，真心服务，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事业才能发展起来。
记者：你在写作之初，是不是已经想到这部作品要和全国各地正在掀起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活动相契合，从而确定了要把任仲夷写成一个思想解放的典型？
李春雷：其实，写的时候没想到要怎么怎么样，没有一定要和政治形势契合，是任老的精神和思想决定了写出来的人物是一个可以给当前的政治生活以启迪的思想解放的代表，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艺术、文学和政治、历史结合得恰到好处。
关于《木棉花开》的成功与不足
记者：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给了《木棉花开》极高评价，他说，多年以来报告文学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我们知道任仲夷当年所处的复杂环境，正是中国各种矛盾冲突最激烈交锋的时期，你如何做到在仅仅2万字左右的篇幅中，把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处身于最敏感位置的主人公的思想、精神、情感、作风和性格等成功地表现出来的呢？
李春雷：我最早是搞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后来当记者，又搞报告文学，应该说文学表现的套路比较多。我又喜欢研究历史，尤其当代史。所以，对历史事件的熟悉，对时代背景和历史人物心态的把握可能要准确一些。
记者：的确，近年来的报告文学要么失之于文学性不佳报告性太强，要么失之于文学性太强报告性不佳，而《木棉花开》却是一部文学性和报告性结合得完美的一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对这样一个敏感且重大的政治题材而言，写得如此文笔优美、人物传神、跌宕起伏，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该文最成功之处是行文可谓一波三折，起伏不定，故事中的人物走得磕磕绊绊，我们阅读的兴致却越来越浓，在主人公的起起伏伏之中，2万字的文章很快就读完了，而且有兴犹未尽之感。我想知道，文章的这种起伏是缘于事件本身就具备这种因子，还是说只不过是作者所运用的一种写作技巧呢？
李春雷：两者兼有吧。首先是任仲夷的改革经历给我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同时在文学表现上我也尽量做到引人入胜。为了更加形象、传神地刻画任仲夷，我没有全面写他的改革经历，而是选取了几个最经典的横断面，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素描或特写。
我本人喜欢古典文学，春秋笔法，史记风格，对唐宋明清很多名家的人物散文有一些研究，这篇作品在结构技法上可能也受其影响吧。我本人又是搞散文创作的，比较讲究语言效果，所以，在本文中我着意追求一种激情、浑厚、深刻又内敛、温婉又灵动的效果。
记者：总体来看，文章对任仲夷的刻画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还值得再推敲一下。比如任仲夷“二进宫”(两进北京接受批评，并写书面检查)后，情绪非常低落，思想也有所动摇，但在此时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任仲夷却仍然“轻松自如，谈笑风生”，仍然强调“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这之间好像缺少必要的过渡，转变得太快，要知道他刚刚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并写了书面检查呀，他所顶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有必要向读者交待一下，这几天里任仲夷经过了怎么激烈的思想交锋，才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李春雷：任仲夷的思想一向是坚定而乐观的，他无欲无求，无私无畏，对认准的事情敢于坚持。他虽然在北京受了批评，但他明白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个人的情绪虽然受影响，但毕竟事业的大局为重，这正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本文发表于《河北日报》2008年9月26日 记者：崔立秋）
作者简介：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省成安县人，国家1级作家。毕业予邯郸学院英语系和河北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赤岸》、《铁壁铜墙》和《摇着轮椅上北夫》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蝉联两届）、全国五一文化奖、说心儿童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蝉联三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蝉联三届）等。2007年12月当选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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