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读书法 □刘 广 (刊于《长城》2026年第2期) 经常有人让我推荐阅读书目,推荐读书方法,对此我一般是百般推辞的:首先自己读书还没有摸到门径,唯恐误人前程。同时,读书不是喝咖啡时的休闲小食,更不是如同打高尔夫、跑马拉松、拜仁波切之类的身份认同甚至炫耀的资本,而是一份苦差事,是逆水行舟,是试图理解比自己现在水平高一层级的思想,这与大众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大众文化之所以流行,最核心的是它不需要受众进行智力上的努力,而在同一层次内打转转对个人的提升毫无帮助。读书还是一个“打怪”闯关游戏,低难度的“小妖”都对付不了,是无法一窥“大魔王”真容的。好多次很沮丧地听到这样的反馈:“你推荐的书真的不错,就是读起来有些吃力,我还是觉得王小波蛮好的。”大学读读王小波、木心当然不错,但研究生都毕业了还眷恋于此,就有些蹉跎岁月了。 自己不愿推荐读书方法,自然对社会上推销的各种读书写字的“终南捷径”“灵丹妙药”也大不以为意。首先,读书没有“终南捷径”。其次,由于心性、能力乃至年龄等因素的千差万别,也不太可能有对所有人统统有效“包治百病”且“无毒副作用”的“广谱”又“靠谱”的读书指要。但凡事大约都有例外,《朱子读书法》大约就是一个特例。如果读者按朱熹讲述的方法读书,没有不会取得成就的。 朱子的门生后学将他有关读书的言论搜集起来,编成《朱子读书法》,几经增补,总结出朱子读书六法,也称六条:“更易次第,先定纲领,以载书之所当读之故,与读之所当务之说。复于中撮其枢要,厘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 其一曰“循序渐进”。有两种含义,一是从读书门类的次序来说,一是从一本书的阅读次序来说。朱熹主张,先读经再读史,“读书须是先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经是史的判断依据,是史的“宪法”。《春秋》为当时和后代的人民提供了一套公正的价值评判体系,所以《春秋》一出而“臣贼子惧”,因为它是经,不仅仅是史。如果我们只是把历史看作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总和,那我们很快就会迷失在种种个人“情绪”或者“意见”的海洋中,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无法理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经要先读“四书”,再读“六经”。朱熹认为经学典籍繁复深奥,初学者难以摸到门径,于是从经典中选了四种作为入门之学。“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未通则顾置,而复徐理之。此观书之法也。”这不是朱熹的发明,但是由他反复倡导而被广大士子和统治阶层所接受,“四书”成为此后一千年华夏主流文明学习和官方科举取士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在朱熹之前的一千年,华夏文明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是“五经”“九经”乃至“十三经”。朱熹可谓中华思想史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带来的惯性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现代人大抵对“四书”比较熟悉,对“五经”的了解较少甚至不了解,甚至将“四书”等同于“五经”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很大程度源于此,当然,责任不在朱子。 “四书”阅读同样也需要循序渐进。朱子主张先读《大学》。 “某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究见义理根源、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盖诸经条例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论》《孟》《中庸》,令胸次开明,自有主宰,未易遽求也。为学之初,尤当深以贪多、躐等、好高、尚异为戒耳。然此尤是知见边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资谈说,则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当谨守力行,乃为学问之实耳。” 《大学》有“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认识论、方法论,从发心到目标,进行了缜密的论述,对于学子立志定向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令胸次开明,自有主宰”,也就是《学记》所言“强立不反”。 这是循序渐进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一本书、一篇文章要按照次序一点一点熟读。 “凡读一件便要精这一件,一件看得精,其他书亦易看。尝爱山谷(黄庭坚)《与李几仲帖》说读书法,甚好,云:‘大率学者喜博,而尝病不精。泛滥诸书,不若精熟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读书须是一件一件读,理会了一件,方可换一件。理会得通彻是当了,则终此生更不用再理会,后面只须把出来温寻涵泳便了。若不与逐件理会,则虽读到老,依旧生。正如吃饭,不成一日都要吃得尽?须与分做三顿吃,只恁地顿顿吃去,知一生吃了多少饭?读书亦如此。读书须纯一,如看一般未了,又涉猎一般,都不济事。” 古今读者往往有贪多求快的心态,尤其是初涉书林,恨不得“一口吸尽西江月”。但读书乃至做事,最忌讳的就是心急,卡夫卡说:“人的主罪有二,其余皆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逐出了天堂;由于懒散,他们再也回不去。”心急往往要抄捷径,抄捷径意味着突破规则,容易走入死胡同,反而误事。而且从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来看,抄捷径一定是绕远路。朱子这样描述阅读的冒进主义:“近看得朋友间病多是贪多务广,匆遽涉猎,所以凡事草率粗浅。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虚度岁月。”所以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行不由径”——最近的路,就是那条看似最远的大路。把心沉下来,浮词妄想散去,一句一句,一篇一篇,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阅读,“心潜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读之书文意接连,血脉贯通,自然渐渍浃冾,心与理会”。庄子言:“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是“卫生”之道;同时这也是我们读书的必要前提。所以,朱子说:“若能沉潜专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养性之法。”读书之法与养生之道是统一的。当然可能还要包含的另一层含义,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治心养性。 “功效不可急,工夫不可慢。”朱子读书法的第二条是“熟读精思”。他一再强调:“读书别无法,只要耐(烦)子细,是第一义也。”“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浅急处。”急,则需要循序渐进医治;浅,则需要精读熟思医治。“循序渐进”是一步一步读,“熟读精思”是一点一点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在此基础上反复揣摩字词意蕴。他提倡文章要慢慢读,《论语》之类,一天读一两则即可,将其读熟理解方可读下一则,“须是精专精研,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无记不得处,方别换一书,乃为有益”。而且书须成诵,必须背下来,这在古代几乎是通例了。 “读书不务精熟,则久远无入头处,必为浮说所动。” 熟读,就是要彻底理解文句,理解一本书的意旨,乃至真正认识作者。如果蜻蜓点水,连全文都未读全,词句都未理通,就去评论一篇文章、一本书或一个人是十分武断的。不熟读,它再去换一件衣服回来,读者大概率又会不认识了,这与读书是浪费时间,与做人是轻薄孟浪。读书不深入,思考必然不细致,很容易被时尚潮流的泡沫所吸引裹挟,随波而下。 “读书遗忘,此亦士友之通患,无药可医。只有少读深思,令其意味浃洽,当稍见功耳。” 生而知之者世所罕见,遗忘是凡人之常态,无药可治,只能靠勤奋弥补,日久见功夫容易体悟深意。“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读得熟了,文字与意蕴的紧张关系舒缓了,执着之心消退了,心情也放松了,思维周转的空间就大了,这个时候对于道理往往会有所体悟。《五灯会元》卷四“香严智闲”章次,香严智闲禅师志于求道,百转不得,“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曰:‘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粥饭僧,免役心神。’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 “凡看文字,端坐熟读,久之,于大字边自有细字迸出来,方是自家见得。” “大字边自有细字迸出来”是非常形象的说法,读书之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书读得多了,读得熟了,书间会有字符信息跳出来,钻进眼睛里,其实正相反,这是心里的反馈蹦出来。 “看文字须要地言外之意。” 读书也要读出“字缝”里的意味,也就是言外之意。读出读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读书进阶的必要的或者说唯一之路。子贡、子夏读懂了孔子的言外之旨,所以孔子赞许他们“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来者”,通过已知了解未学,了解字面背后的指向性,这才是一个读书人关键性的素养。文字背后那些高明的作者向大多数读者隐藏起来的未讲的东西,才是作者真正的意旨所在。这需要细心的读者熟读细品。爱因斯坦曾经抱怨,人们只重视我说过的东西,却忽视了我没有说过的话,而真正重要的东西,就在没有说过的话里。 “所有书,于理会得底更看过,尤好。” 这是大读书家的经验之谈,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深意。读书做事熟稔之后往往会泥于具体事项,或者忽视了对整体的理解,或者认为理所当然,没有跳出这个系统(系统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把书读熟了之后,再读一遍,实际上是“解毒”,解熟读带来的习以为常之“毒”。于练功修炼来说,这个叫“收功”。杨振宁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研究上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他就到中学里,去听最基本的物理课程,从中获取出之道。 “前辈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钝功夫,今人以至钝之才而欲为至敏之功夫,所以程子曰:‘参也,竟以鲁得之。’” 这是一代圣贤对当时学风的感慨,现在看来古今同体。多读熟读勤思是笨功夫、苦功夫,现在的读者大多数是愚钝的,多不愿下这番功夫,而更想走捷径达于至敏的境界,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像曾参这样迟钝之人,反而一以贯之,得道成贤。 朱子读书法的第三条是“虚心涵泳”。朱子解释说: “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 “读书须周匝遍满。某旧时有四句云:‘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涵泳”就是沉潜其中,反复玩味、推敲,重点在“虚心”。“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足够细心,就会发现先前认知体系对新的知识的强烈排斥,读书越多,这种斥力就越大。原来的认知思维体系已经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标示自我身份,进行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手段。为了保持彰显自己的“个性”,认知系统往往会采取闭环的方式运行,不再接受任何异质的知识或思维方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过程大约完成于青春期的末期,也就是“三观”定型之时,从此以后,“拒绝成长”,古代的修炼家形象地将其称为“脉锁死了”。“虚心”就是《老子》“虚其心、实其腹”的“虚心”,也就是《论语》孔子赞叹颜回“回也屡空”的“空”。 学习的过程,本质上是将异质的知识与思维吸收融汇、滋养身心的过程。前提是先把之前的主动防御系统撤除,也就是把成见放下,把大脑“清空”,使异质信息能够进来,进而容纳它,吸收它,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再将自己“清空”或者“归零”,如此反复,永远在向上攀登。 “虚心看圣贤所说言语,未要将自家许多道理见识与之争衡。退步,久之,却须自有个融会处。盖自家道理见识未必不是,只是觉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开口,不觉蹉过了他说底道理耳。” “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察,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 “不容他古人开口”形象地刻画了一个人的故步自封,要进步,就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不可先立己意”,要有“平心”。所谓“平心”,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它的心态,因而也是平等心,是正直心(直,就是“值”,是事物名实一致,因此《净名经》有“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之说,《坛经》也有“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的讲法)。 “平心”在这里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毫无偏见毫无预设的心态,而非持以审判者的姿态。在答同时代的理学大师、不同政见者陆象山(陆九渊)的信中,朱熹这样解释如何到达“平心”: 答陆象山书曰:“某记顷年尝有平心之说,而前书见喻曰:‘甲与乙辨,方各自是其说。甲则曰愿乙平心也,乙亦曰愿甲平心也。平心之说甚难明白,不若据事论理可也。’此言美矣。然其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论理,而终得其是非之实。” 人是有差异的,人很难真正被别人说服,很多时候是“鸡同鸭讲”,因为各持己见,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几乎不可能。陆象山直接放弃这一环节,要求双方依据事实讲道理,也就是我们说的实事求是。对于陆象山的这一说法,朱熹是赞同的,但是有保留意见,双方沟通的基础或者说前提不是换位思考,也不是放弃是非标准,而是要放下“是己非彼”的心态,把别人和自己置于同等的阶次上。达成了这个共识,才可以根据事实谈论道理,进而辨析出谁是谁非。应该说,朱熹的说法更胜一筹。 虽然朱熹强调熟读细读,反复品味,但他不赞成矫枉过正,泥于细节旁支。 “读书大抵只就事上理会,看他语意如何,不必过为深昧之说,却失圣贤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于支离怪僻之域,所害不细,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悫实处理会也。” “虚心平气,徐读而审思,乃见圣贤本意,而在己亦有着实用处。不必费力生说,徒失本指,而无所用也。” 读书要注重细节,更要遵循大道正途。这也就是子夏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读书乃至做人,一定要秉持“正大光明”,否则着眼着力于细碎之物,为饾饤之学,拾人牙慧,那就是由“学”而降为“术”,实在是人生的大浪费。如果执着于偏僻怪诞之事,更是害人害己,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就是这个道理。“虚心平气,徐读而审思,乃见圣贤本意,而在己亦有着实用处。”这才是于己于人“双赢”之事,不必时时事事都以“创新”为标的。 朱子读书法的第四条是“切己体察”。 傅诚至叔请教,先生曰:“圣贤教人甚分晓,但人自不将来做切己看,故觉得读所做时文之书与这个异。要之,只是这个书。今人但见口头道得,笔下去得,纸上写得,遂以为如此便了。殊不知圣贤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读,亦自与自家不相干也。” 所谓“切己”就是“切身”。切,就是《诗经·卫风·淇澳》里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切磋琢磨”,就是《学记》里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的“琢”。琢就是用工具将璞玉的杂质剔除,对人来说就是用比自己“硬”比自己优良的东西将身上不够“硬”不够优良的东西擦除掉。玉琢是加工物质,人学是培养人才。人的成器在哪儿呢,就是“知道”。由于学的内容和内涵不同,现代人与古代人对于“知道”的理解也颇为不同——现代“知道”是明白眼前的事物;古代“知道”是明白整体和眼前事物的关系,明白眼前事物背后的道理。《荀子·大略》也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人需要文学就像玉需要琢磨一样,用经典文献来琢磨你这个人,使你成为君子。 “经”是恒久常在的意思,经典就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成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信奉的核心思想,是文明体的“宪法”,构成模塑了文明体的根本特征风貌,也构成了成员为人行事的坐标系与价值评判尺度。文献重在“献”而非“文”。献者,贤也,是那些在构筑文明进步阶梯的艰难奋进中展现人类德行最高可能性的修持者。如果说经典是引导文明体成员前进的丰碑和路标,那文献就是星辰与明灯。在某些时刻,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典籍,他往往给人希望、信心和勇气,从而可以忍受、战胜人世的种种不平、不幸,使此生值得过。 “切身”说来就是以圣贤为榜样,用圣贤经典的要求磨刻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行动,而非转述圣贤的思想、文字。这是一个从外到内的化育过程,是“六经注我”。如果只是纯粹从学术的角度了解、传授圣贤的思想,只落在口上、纸上,而非落在自己身上,对自己的身心有所调教——汤是汤、水是水,圣人是圣人,自己是自己,那他写再多关于圣贤的文章,考据出圣人出生在哪天,是不是私生子之类,也不过是谋生甚至欺世盗名之举罢了。文天祥就义之前与家人书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一问振聋发聩。这就是修持者与学者专家的区别。所以朱熹一再强调:“诸公数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会,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会文字,正要理会自家性分上事。”“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读书须将圣贤言语就自家身上做功夫。” “就自家身上做功夫”就是“体察”。 “体犹体究之体,言以自家己身体那道也。盖圣贤所说无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体他,此道为我有也。如克己,便是体道功夫。” 《朱子语类》卷十九亦云: “人之为学也是难,若不从文字上做功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 也就是说,在朱子看来,读书为学都是内向性的,都是要返回来了解改善自我的身心,也就是所谓的“返身”。我的一位老师有一个近乎断论的判断:看一个学问好不好,就看它能不能“返身”。“返身”是中西古代学术的根本特质,也是“古今之争”的关键。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求学问道是为了提高完善自己,并没有其他的原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类似于古希腊十分著名的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当今之人求学是为了获取他人的认同。“古之学者”是完全内向自足的,从这个角度讲,与人们对于上帝的期许是相近的。古典哲人也凭此获得“荣耀上帝”的机会。这样的理念恐怕是与现代人的观念相去千里了。 正是因为是“为己”之学,正是因为要“认识你自己”,所以读书为人处世一定要“反求诸己”,《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禅宗六祖慧能也讲“密在汝边”。在自己身上查找问题的原因改善自我,进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外部世界,也就是孔子说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是古典学者的伟大行愿和传统。 朱子读书法的第五条是“着紧用力”。读书须勤奋用功是黄口小儿都知晓的“老生常谈”,但朱熹的“常谈”中亦有醒人、惊人之语。 “学问别无他巧,只要持守纯固,讲诵精熟耳。” “为学须是痛切恳恻去做功夫,使饥忘食、渴忘饮,方得。” “读书时当将此心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 “天下事无不可为,但在人自强如何耳。” “悠悠于学者最有病。” “人生虚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惧。直当勇猛精进,庶几不虚作一世人。” 老实勤奋是读书上进的必要前提,废寝忘食是读书上进的日常状态。叶公问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孔子对自我的定义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就是一个永远的学习者的形象。通过读书,个体可以对抗、消解日常生活的平庸琐屑乃至阴暗对心灵的侵蚀伤害。列奥·施特劳斯在其名篇《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说:“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从战胜空间的局限性还可以进而消解时间对人的束囿,上友古人,出入无疾,“不知老之将至”。 朱子讲“读书时当将此心葬在此书中”,一个“葬”字着实有些惊心。读书须专心,心无旁骛,尽可能屏蔽外界信息的干扰,消除内外信息的流动,达摩祖师言“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而最大程度的消除内外信息交流的形式就是“死”,就是“将此心葬在此书中”。“将此心葬在此书中”就是一个全吸收的状态,这种状态在自然界中就是“黑洞”效应。如果真的长期保持这一状态,一个人想不进步也是很难。所以,在中国传统修持系统中,就有一种特殊的修炼法门就是念“死”。近代佛教大德印光法师尝言: “至谓欲心不贪外事,专念佛。不能专,要他专。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无奇特奥妙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颅上,挂到眉毛上。” 念“死”则生无可惧,则“天下事无不可为”,关键处在“自强不息”。《易》经六十四卦,起于“乾”而终于“未济”,永远自强不息,永远在路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华文明傲然应对西方文明竞争的信心所在。 “朝闻道夕死可矣”,但闻道是越早越好,故周公为勉励成王作《无逸》“君子所,其无逸”,王首先要成为一个君子,一个有德行的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古典传统。通过永不放松的学习修持,实现位以配德,也就是王与哲人的统一,亦即柏拉图《理想国》(又译《王制》)中的“哲人王”。《列子》言:“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生命不止,学习不息。曾子临终前,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死而后已,就是朱熹所言“行住坐卧,念念在此”,就是“无逸”。与“无逸”相应的是佛教的“精进”。《普贤菩萨警众偈》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朱熹虽然排斥佛老,但其所言亦多援引佛道之语,其理也多有相通之处。人生虚浮,如白驹过隙,如梦幻泡影,读书修持则庶几可化虚为实,与此裟婆世界对抗。“直当勇猛精进,庶几不虚作一世人”,让人警醒,令人羞愧。 朱子读书法的第六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是“居敬持志”。“居敬持志”放在最后尤其是“着紧用力”之后大有道理。 先生云:“诸公固皆有志于学,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如此,何以为进学之本?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 所谓“敬”,究其根本,源于对自己并未掌握理解的世界的“畏”,由“畏”向积极的方面发展而生“敬”,向消极的方面发展则生“惧”。没有谁像爱因斯坦这样精彩地描述敬畏之情。1932年9月19日,爱因斯坦在给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的信中这样说道: “能够给你讲解物理学的奥秘,我感到十分愉快。作为一个人,我们所拥有的智力刚好只够我们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的智力是何等地不足。倘若人人都能领会这份谦卑,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就会更有吸引力了。”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有限、卑微的生命在面对庞大浩渺或者崇高纯洁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自卑感。由于中国人缺少宗教观念,这种自然而然的自卑感向消极处发展会使人产生听天由命式的放纵和漫不经心式的慵懒。 “居敬”就是消阴向阳,使有限的生命个体在面对近乎无限的信息时保持恭敬从容的心态。“下学而上达”,以自己的努力探索人类最大的可能性,探索人的视阈的最大边界,也就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是《圣经》的“荣耀上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心态是抵御浩瀚、寂寥、无常、迅疾所带来虚无颓废的“振奋剂”“消毒剂”,是读书人面对书山文海时的“定海神针”。 游和之问敬如何地持,先生曰:“只是要收敛此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读书安得精专?” “然自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其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也。” 游和之问如何保持恭敬的状态,用了一个 “持”字,可谓精当,朱熹的回答更是精妙。朱子的“莫令此心走失”就是孟子的“求放心”,将那颗逃逸在外的本心寻找收拢回来,使其见自己本来面目。古典学术的核心就是“认识你自己”,就是认清自己的本来面貌,就是把自己的本心找回来,就是“持志”——面对宏大深微的外部世界展示出自己的行愿。“志”字上“士”下“心”,是“士”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心。所谓“士”者就是理解承担这“一横一竖”的“时”与“空”,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士”的胸怀,就是“志”。“持志”就是要保有涵养这股气,不让它散掉。《孟子·公孙丑上》说:“持其志,勿暴其气。”这里朱子跟孟子讲的侧重“持”的保守收敛方面的意义。“持”还有进取“放纵”方面的意义,《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孟子·公孙丑上》也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谈的都是其狂放不羁的方面。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永远自强永远学习,才可以探究作为人的最高可能性;立定身板,有所不为,才可以避免成为“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的“无思想的专家”乃至“全无心肝的纵欲者”。有进取有不为,一个读书人才可以不枉为人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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