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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报·评论 | 王乐:文艺工作者,岂能无“文”

2026-09-07 10:28:10 作者: 来源:《人物周报》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艺产品空前丰富的时代——银幕上影视大片轮番登场,手机屏幕里网剧、网文更新不断,指尖滑过的短视频正以惊人的效率填满现代人所有碎片化的时间。我们在信息的洪流中走马观花,在娱乐的泡沫里短暂喘息,却很难再找到那种能沉淀于心、余味悠长的作品。技术日益发达,产业日益繁荣,资本裹挟着流量呼啸而过,但真正能触动灵魂、引人深思的文字却愈发稀缺。

这不仅是审美的滑坡,更是文化的隐忧。《周易·贲卦·彖辞》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人对“文化”最本源的理解。文化,从来不是一纸文凭、一个光鲜的头衔,也不是在社交场合引经据典的卖弄。它是一种“化”境,一种融于言行、见于格局、由技入道、由己及人的精神积淀。孔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传统文论提倡“文以载道”,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立文先立人。创作者的文化厚度决定着作品的精神高度。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曾将文艺的核心价值概括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句话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当下文艺领域的诸多乱象,从流量至上的浮躁风气到内容悬浮的创作困境,从失德失范的行业杂音到审美低俗的内容偏差,追根溯源,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少文艺从业者弄丢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文化”。


技艺之“文”:专业敬畏背后的职业伦理


在当下的行业语境中,“专业”一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贬值。业内常有一种迷思,将名校文凭、海归背景、师承关系等同于专业能力。可是文艺创作的标尺,从不在于履历表的厚度,而在于作品细节的深度。真正的专业,更应该是一种对行业规律的敬畏,对创作底线的坚守。这份敬畏,往往与文凭、出身无关,却与人文修养成正比。

我们可以看看导演饺子,他作为一个学医出身的“半路出家者”,在入行之初没少被质疑“门外汉”,可他却用《哪吒之魔童降世》改写了国产动画的版图。他和团队用两年时间打磨剧本,六十六稿推翻重来,人物嘴角扬起的弧度都要调整几十版。为了做好一段时长仅数秒的打斗戏,他带着团队逐帧推演动作轨迹与受力逻辑;为了让人物的微表情贴合情绪,连眼角肌肉的牵动幅度都要反复调试。有人说,当下的影视创作进入了“快消时代”,三个月拍一部剧、半个月剪一部片成了常态,可越是快节奏的时代,越考验创作者的定力。饺子的“慢”,也最终成就了作品的“快”,最终哪吒系列电影凭借扎实的口碑实现了票房的长尾爆发。导演饺子这份对专业的敬畏,超越了“科班”与“非科班”的界限,抵达了艺术创作的本质。

遗憾的是,这种敬畏心正在行业里加速流失。与半路出家的饺子把“玩意儿”看得很重相反,不少握有“正统”文凭的从业者,却把专业做得极轻。有的演员台词功底薄弱,全靠配音与替身完成表演,对着绿幕念数字也敢出演主角;有的编剧懒于深耕生活,靠着套路模板拼接剧情,融梗注水已成常态,连基本的叙事自洽都难以做到;更有甚者,将文艺岗位视为流量变现的跳板,未经系统训练便跨界演戏、执导,将创作的严肃性消解在资本的狂欢里。这不仅仅是从业者能力的缺位,更是对职业敬畏心的丧失。如果有一天“对口型、念数字”成为行业常态,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个别演员的专业能力不足,而是整个行业素养的滑坡。科班出身只是为我们铺就了入门的路径,若无“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再光鲜的头衔也撑不起作品的灵魂。

因此,重提技艺之“文”,就是要重建职业伦理。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对艺术有一腔赤诚。无论技术如何革新,智能工具如何辅助,那份对“艺”的尊重,永远是衡量一个创作者是否“有文化”的第一道门槛。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海报

2019年度内地票房冠军


人文之“文”:扎根生活深处的人间体察


如果说专业技艺是作品的骨架,那么人文情怀便是作品的血肉。中国文艺历来讲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然而,当下的创作似乎正陷入一种严重的“悬浮”状态。

这种“悬浮”表现为创作者的双脚离开了生活的土地。都市剧里的主角住着宽敞的江景房,喝着几十元的手冲咖啡,张口闭口是“精英”阶层的焦虑,却对普通人为房租奔波的狼狈、为生计打拼的隐忍视而不见。职场剧里充斥着玛丽苏式的幻想,靠着“主角光环”一路披荆斩棘。家庭伦理剧更是为了制造冲突,不惜扭曲基本的人情事理,将亲情与爱情异化为吸引眼球的工具。这些作品画面精致、镜头语言娴熟,却唯独少了对“人”的观照。

最近爆火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能在一片喧嚣中突围,正是因为它接了最扎实的地气。电影没有用夸张的哭腔与刻意的煽情博眼球,而是抓住了当代观众深层的文化心理,捕捉到了那份在不断变迁的时代中藏着的柔软。创作者总在寻找“爆款密码”,其实真正的密码一直闪耀在生活的褶皱里。这就是人文之“文”的核心:心里装着人,眼里看得见众生。

当然,人文素养的提升也不是靠阅读几本经典、背诵几句名言就能获得的。它要求你走出封闭的摄影棚,走出数据的囚笼,去感受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去读懂平凡日子里的温柔与重量。一个没有经历过痛苦、没有见证过卑微、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写不出真正的人生,也演不出真实的灵魂。文艺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的命运,不懂人,何以文艺?唯有读懂了人,作品才能越过屏幕的阻隔,触碰到人心最柔软的角落,真正实现“艺术养心”的价值。


精神之“文”:守正创新之中的文化自觉


有了技艺的支撑,有了人情的温度,作品便能立得住。但若想走得长远、有沉甸甸的分量,还需有更深层的文化积淀,那便是对民族文脉的传承,对时代主题的回应。

这是文化的最深层内核,也是“文以载道”在当代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真正有“文化自觉”的创作者,不会只盯着眼前的票房与流量。可回过头来看,令人瞠目的是,我们当下许多的文化表达,正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伪国风”与“空心化”并存的窘境。

一方面,不少人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却只把“传统文化”当成所谓“流量密码”。部分古装剧里历史常识错漏百出,所谓“国风”作品只剩纹样、服饰等表层元素的堆砌,内核空空如也,甚至以恶搞经典、消解严肃来吸引眼球。这种创作,本质上就是把文化当成一件可以随时脱下的外衣,全然没有认识到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基因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有些创作者则是躲进虚拟叙事的舒适区,沉迷于快餐式娱乐,极力回避真实的社会课题与时代情绪。最终导致其作品过目即忘,给观众留不下半点精神印记。这二者虽表现形式迥异,但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缺少文化积淀。

文化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气质。文艺工作者要做的,不应该只是把文化“摆出来”给人看,还应该把文化“融进去”让人感受——真正的文化传承应该是精神脉络的接续与生长。导演饺子在改编哪吒的故事时,没有照搬传统神话的旧有框架,也没有拿“国风”当作营销噱头,而是把那份不认命、不服输的中华民族抗争底色鲜活呈现出来。从传统神话里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决绝,到当代语境下“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千百年来,叙事视角在变,故事情节在变,可中国人骨子里与偏见抗衡、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底色从未改变。守正创新,扎根文化内核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让经典的神话拥有当代的生命力,也能让观众读懂古老而又新潮的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出圈,呼应了当代年轻人打破标签、定义自我的诉求,《给阿嬷的情书》的走红,也藏着快节奏时代里,人们对亲情、温情和真情的集体守望,让个体的情感融入一代人的精神图景,这便是精神之“文”的真正分量。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超90万豆瓣网友给出9.3分评分


以“文”化身:共建清朗的文艺生态


 “文化”二字,拆解开来便是“以文化人”。欲化人,先化己,让文化重新成为文艺创作的底色,这需要创作者、行业与受众三方合力,重建一个健康的、有生长力的文艺生态。

对于创作者而言,这是一场自我革命。我们必须勇敢地从数据流量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沉下心来做“长线”功夫。主动走向生活深处,在烟火人间里体察人情世理,积累人文的厚度,更要主动向传统取经、向时代学习,在民族文脉里挖掘精神富矿,在时代浪潮中把握创作方向。

而对于行业而言,这也是一场评价体系的重新调试,必须打破“唯流量论、唯票房论、唯科班论”的单一标准。如果只认流量,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必然的结局,那艺术作品的质量如何得到保证?

我们需要积极探索,进一步把作品的文化内涵、精神价值、观众口碑纳入核心评价体系,把德艺双馨作为人才评价的重要导向。一方面要畅通人才成长的通道,给真正有敬畏心、有积淀、有责任感的创作者更多施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健全行业惩戒机制,让失德失范、敷衍创作的行为付出应有代价。只有让深耕者获得回报,行业生态才能真正清朗起来。

同样,对于我们广大受众而言,这是一次审美权力的主动觉醒。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付费、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为想要的文艺生态投票。我们要多给有文化、有温度的作品一点儿耐心与支持。当更多观众真正愿意为品质买单、为内涵驻足,市场自然会给出最诚实的回应。

回望千年中国文艺史,从《诗经》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动人吟唱,到唐诗宋词里吞吐山河的万千气象,再到百年来文艺扎根人民、书写时代的云蒸霞蔚,每一座文艺高峰的背后,站着的都是有风骨、有学识、有担当的创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文化底气,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星空。今天我们谈论“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不是苛求,而是一份寄予时代的朴素期待。文化化人,先化自身;艺术养心,先养己心。文艺工作者只有真正能俯下身、沉下心,把根扎进生活的沃土,把魂融进民族的文脉,才能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筋骨之作。



——发表于《人物周报》2026年9月4日



作者简介


王乐,1992年出生,河北美术学院副教授。石家庄文艺评论创作实践中心(河美影视)专家委员、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会员。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艺评论数十篇,出版专著《朝花夕拾——电影文化与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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