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国内电影市场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一部名为《牛来》的国产动画电影,在上映首周票房不足八千元,却在短短数日后创造了单日票房飙至数百万的奇迹。这部被普遍评价为“制作粗糙、内容空洞”的影片,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完成了从惨淡票房到现象级爆款的逆袭。当然,无论赋予《牛来》何种价值和意义,都不能否认它的走红与影片本身的艺术品质几乎毫无关联。真正引发“牛来现象”的,并非观众对于作品的审美认同,而是一场围绕影片之“烂”展开的集体围观与文化消费,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根植于当下社会中人们寻求“抽象”体验的游戏心理,同时也折射出这个“无聊时代”的情感结构。可以说,《牛来》的爆红集中凸显了当前文化消费机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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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于《牛来》的严肃讨论,都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作品的“烂”,究竟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美学策略,还是创作团队能力不足、审美水平不够的结果?答案显然指向了后者。
从技术层面看,《牛来》低精度的3D建模、生硬的人物动作、频繁出现的画面穿模,加之荒诞的配音与杂乱的运镜,共同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观影感受。有网友调侃道:“这居然是2026年上映的国产动画?”其言外之意在于,这部影片的技术缺陷并非出于对数字时代精致美学的“有意”反叛,而是制作能力欠缺、审美观念陈旧,乃至对当下AIGC技术浪潮漠然无视的结果。就此而言,我们评价这部影片“抽象”,显然已不只是在批评其制作技术的粗糙,更是在指摘一种面对时代进步与技术演进缺乏进步意识的保守倾向。
需要明确的是,网友口中的这部影片“抽象”与作为审美对象的抽象艺术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牛来》的“抽象”完全不同于达利、卡夫卡、毕加索等现代主义艺术家站在理性之后的反理性的艺术实践,后者的抽象是建立在对既有范式的深刻理解与自觉超越之上的,他们是在掌握了古典绘画技法、传统叙事结构和范式惯例之后,出于拓展表达可能性的目的而主动选择的偏离常轨,究其实质,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层面上的理性,是理性在充分发展后的自我扬弃;《牛来》则完全不同,其粗糙与“抽象”并非超越规范与传统的尝试,而是远未达到一般艺术水准的表现,它的混乱是其艺术能力缺失的结果。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抽象出自创作者自觉的反理性姿态,是理性过剩之后的艺术再分配,《牛来》则是理性不足的被动产物。在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由理性“自觉”所划定的鸿沟。
也正是因为理性上的不足,导演信雨萌才会宣称他从景观设计专业转型动画制作“不存在难度”。这种盲目自信和近乎偏执的认知还表现在其叙事内容上的混乱:《牛来》的叙事推进缺乏基本的内在逻辑、情节转折生硬突兀、人物动机模糊不清、主题表达空洞乏力。无论是技术制作抑或影片内容,《牛来》都是伊格尔顿所谓文艺花园中的“杂草”。

电影《牛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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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来》的爆火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审丑这一文化心理的深度参与。
“烂到极致,高低得尝尝咸淡。”这句流传甚广的网络调侃,表明观众确实存在着审丑的文化需求。那么,观众为何审丑?“审丑”并非传统美学意义上对丑怪事物的价值、意义的观照与发掘,而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以猎奇围观、流量经济为核心的群体注意力集中。《牛来》因创作团队能力缺失而产生的质朴与笨拙,指向的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原始状态、一种从工业流水线逃逸出来的“活人感”。在这个被精致算法和AIGC技术全面铺开的数字时代,《牛来》这一粗糙“手作”,反因其稀缺获得了某种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
美学评判的复杂性在于:一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败,并不妨碍或决定它能否在文化机制中发挥某种特定功能的客观存在。《牛来》的粗糙虽在艺术层面无法进行自我辩护,但却在客观上成为当代审美参照系中的一个参照。它用自身的粗劣制作,为“美”的认知提供了一个最低刻度。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审美判断虽然基于主观感受,却要求具有一种普遍有效性,而这种普遍性的建立,恰恰依赖于对“不合目的性”经验的反复辨认与排除。没有对丑的辨认,那么我们便会缺乏对美的感知。
于是,《牛来》的“丑”触发了我们的一种深层心理机制:观众之所以产生“越烂越想看”的冲动,是因为厌恶本身制造了欲望。那些“丑陋”之物并未真正从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消失,而是始终潜在于认知的地层或间隙当中,持续地扰动着传统和惯例所建立的文化边界。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说,当审美主体遭遇一个极端不符合预期的对象时,最初的反应是排斥与拒绝,但这种排斥本身又恰好强化了对该对象的关注,使其从被忽略的“非存在”转化为一个需要被反复确认的“异常存在”。这恰如生物体对病毒的排异反应:免疫系统识别“非我”的过程本身,意味着对该异质物的强烈关注与记忆编码。排斥越剧烈,辨识就越深刻,记忆也就越持久。因此《牛来》获得了一般电影所不具备的特征——不可忽视性。它从一部被排斥的异常对象,演变为一个怪诞的文化符号。

电影《牛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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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来现象”最应被深入剖析的层面,是其走红机制与消费逻辑。这场赛博奇观与电影的美学范畴并无关系,而坚持一种大众文化批判的姿态却仍有必要。这一文化事件映射了数字时代文化消费的结构性转型、景观社会中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消融,以及资本逻辑对审美判断和注意力的稀释与收编。
《牛来》被“广而告之”,始于观众被欺骗的吐槽。影片的官方宣传海报采用中国水墨风格,暗示这是一部细腻精致的诗意动画,然而其正片内容却与之大相径庭。“上当受骗”的观影体验成了一个具有高传播力的话题,它调动了公众对“挂羊头卖狗肉”的道德义愤和对事实真相的异常好奇。这呈现出了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典型的引流方案:激起观众的愤怒比满足人们的观影期待更具商业价值;遭人质疑、反驳甚至抨击,比求得认同、协商和公共理性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注意和参与。比起追溯那些被媒介改写、编造过的事实,人们往往更关注话题本身的参与度和可玩性。于是,《牛来》的画面、台词被大量网友改编、戏仿、挪用或“致敬”。
真正驱动《牛来》票房逆势上涨的是观众消费心理的结构性转变。在这场文化事件中,观众消费的已经不再是电影本身。为《牛来》买票已不再是为了追求一次纯粹的观影体验,而是为了获得一张社交入场券:一张允许持票人参与集体讨论、行使吐槽权利和社交打卡的凭证。有人直言:“不看就意味着可能错过一次集体谈话。”真正的《牛来》已不在影院的银幕上,而是存在于买票、围观、吐槽、模仿、二次创作的传播链条之中。电影本身退居其次,围绕它所展开的文化狂欢才是这场消费的核心内容。
然而,这场“审丑”狂欢并未改变“丑”的本质。绝大多数观影者不会真正认可《牛来》的品质,其消费行为的驱动力仍是社交需求而非审美判断。另外,还有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流量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当“越骂越火”成为可以复制的营销操作,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便会随之存在,甚至滋漫。影院为《牛来》增加排片,本质上是在用放映资源为流量投票,让流量比质量获得更高的市场优先级——这一信号对创作生态的潜在影响,可能远超单部影片的票房数字本身。有评论者指出:“影院的意义,本是搭建观众与作品对话的桥梁……不能让猎奇狂欢掩盖理性审视。一旦跟风猎奇压倒理性鉴赏,浮躁的观影生态就会反噬电影创作。”不难推知,当观众的注意力成为唯一的经济货币,当话题取代艺术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首要依据,流量逻辑将持续反噬创作生产的内生动力,并逐步消解影视行业的审美根基与创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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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步深究观众的接受逻辑便会发现,“烂”与 “烂”之间,实则有着本质分野。“同样是“烂”,为何《牛来》能被围观、被解构、被消费,而当下那些投资过亿、明星云集、自诩正统的所谓“大片”之烂,却连观众的讨论都难以激起?比起烂片,观众更不能容忍的是“端着”的烂片。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三部曲,耗资巨大,阵容豪华,试图以史诗叙事重述立国之战。然而,该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扁平刻板,战争逻辑经不起推敲,台词中充斥着教科书式的说教。观众走出影院后感受到的并非震撼,而是一种“被上课”的疲惫。张艺谋导演的《坚如磐石》,集结了众多实力派演员,却在叙事上支离破碎,人物动机暧昧不明,原本可能触及的深刻现实问题转而被消解为安全、空洞的符号化呈现。观众期待的本是一部凌厉的罪案力作,但得到的却是一个被反复修剪过后逻辑断裂的正剧盆景。
这些“大片”之烂,与《牛来》之烂,有着本质区别。《牛来》之烂源于能力匮乏,主创团队确属外行,其笨拙中甚至带有某种天然的天真。上述大片导演的烂,则是心态之烂。他们大概是忘记了:电影首先是“影”,然后才是“教”。当创作者端起架子,以为民请命或历史代言人的姿态俯视观众时,电影便不再是对话,而成了布道。与之相比,《牛来》因其“烂得纯粹”反而成了一个安全的游戏对象,观众可以毫无负担地嘲笑、解构、玩梗,整个过程充满了主动权与愉悦感。而那些“正统大片”之烂,则包裹在严肃、宏大、真诚的伪装之下,让观众连吐槽都感到沉重。于是,观众选择了用脚投票,用沉默离场来表达态度。
总而言之,这场赛博奇观照见的是数字时代文化消费的深层逻辑。人们消费的早已不是影片本身,而是参与一场集体事件的入场资格;人们购买的并非某种纯粹的审美体验,而是进入一个“梗”的文化身份与玩转此“梗”的社交凭证。猎奇终将退潮,玩梗也会过时,“牛来现象”留给这个时代的命题或许是:众声喧哗过后,那些由空洞符号堆砌的砖瓦尽皆坍毁,人们该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起意义的地基?对观众而言,人们终会回到最朴素的观影诉求:真正值得奔赴的,永远是能带来心灵触动与审美滋养的真诚作品。
——发表于《人物周报》2026年10月9日
作者简介

赵志凯,1998年出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在《诗潮》《都市》等杂志发表诗歌、小说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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