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1年，我出生于张家口市宣化县洋河南镇的一个小村庄。
依稀记得，五六岁的我，挎着柳条箩筐，走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路旁，是乡亲们矮旧的土坯房。箩筐里，散放着一些小葱。葱根冲里，放在筐底；葱叶冲外，乍撒着，修长翠绿。我当时觉得葱叶线条那么优美，味道那么好闻。我一边走，一边揪几片葱叶，撸撸叶子表面的灰尘，再折呀折，折成小方块，一口咬下去，微辣之后是淡淡的甜！
母亲说，小葱、玉米、高粱……所有的东西，都是大队分给每家每户的。人多多分，人少少分。那时，我还不懂为什么是村集体给分东西。
二
1978年，我开始上小学。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去大队开会，我跟着去玩儿。我看见大队部挤满了人。烟袋锅冒出的烟雾与煮高粱黑豆的香味混杂弥漫。人们扯着大嗓门，激烈地讨论着。队部的土炕连着口大铁锅，我知道，大锅是给生产队养的骡马煮料的。我和伙伴们不止一次地偷吃过那些黑不溜秋的料豆。乡亲们七嘴八舌。我只听懂有个人说：“大伙儿分的地，能浇上水的和不能浇上水的都平均开。谁家也不能吃亏，谁家也不能占便宜。父子、兄弟、亲家什么的，地块儿尽量挨着点儿，将来种地也好有个照应……”
长大学了历史，才知道那个热情高涨的晚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村的开始。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1978年底的一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密切相关。这次会议因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
就这样，那些原来由许多人一起劳作的大块儿土地，分成大小不一的部分，与每户乡亲的命运紧密相连了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上初中高中，经常下地劳动。
农活周而复始。
即使初冬或冬末，只要暖阳普照，只要土地不是冰冻如铁，父老乡亲就扛钁头，拿耙子，或推着独轮小车，三三两两去往地里。父亲当时年富力强，抡着钁头刨地里的玉米、高粱茬子。钁头砸到地上，砰砰作响尘土乱飞。看吧，用不了半天工夫，那带着湿乎乎泥土的茬子就都被刨了出来，一行行躺在那里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
春暖花开，播种在即。残留地里的秸秆杂草，直接在地里点火烧掉。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东一堆西一堆，四处烟火腾腾袅袅。
自家的儿自家养，自家的地自家种。“想吃啥，种点儿啥！这还不是咱自己做主？！”经营自主，时间自由，乡亲们成天乐呵呵的。
四
1991年，我考上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才逐渐了解，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在中国地图上，也能找着它的位置。这个位于洋河之南的小村庄，距首都北京仅二百公里！洋河水奔流向前，就进入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从未想过家乡跟国家政策或其他城市乡村会有什么关联。
1994年，我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依然不时回老家干农活。那些地块儿，陪我从懵懂无知到华发渐生。与邻家相连的田埂上，摇曳的仍是多年熟悉无比的牵牛花、灰灰菜的茎叶。
春耕前先浇灌。村北地势低，用的是大渠引来的洋河水。村南地势高，大渠的水爬不上去，靠天下雨，十年九旱。后来，村里打了几眼机井。井水白花花的，干净得透亮。那井水急匆匆地越过沟渠，漫灌到干旱的土地里。没渗下去的水平展展地铺在阳光下，闪亮如硕大的明镜。
春耕过后，地“醒”上几天，土“塌”好了就该播种了。劳动节前后，黄豆玉米前后脚都该种下去了。前些年，每到这时节，必刮几天大黄风。黄沙漫天遍野，遮云蔽日。身量小的人，有时被风顶着不由得打趔趄。站在地里的我和父母，耳朵眼儿和嘴里都是沙子。这大风沙究竟缘何而来？又从何处来呢？
五
不知不觉，二十一世纪如约而至。
我依然不时去地里劳作。父亲已经白发苍苍。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村干部给开会了，说张家口是首都北京的两个什么区。咱这里要是燃烧秸秆，烟尘大了，北京的飞机就起飞不了；咱这儿用机井抽水浇地，地下水位下降，北京的人吃水就会受影响。国家想方设法让咱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咱也不能光考虑自己。现在，咱这儿的人再也不在地里用火点秸秆了，大多数秸秆直接机器打捆，运到外地作饲草。也不抽井水浇地了。村北还划出来一些地块儿，栽上松树了，松树地的草也不用锄掉，这样沙尘就起不来了。国家每年给补贴……”
父亲年纪大了，他说不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这样的话，但他明白其中的道理。
细想，有好多年，我再没见过那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发威了。那无根无垠的大风沙一定在它的来处偃旗息鼓滋养着花草树木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往今来，还没有一句话，能如此通俗易懂地阐明爱护自然与幸福生活之间这种紧密依存的关系。
如今，在家乡，小型拖拉机突突地在地里转几圈，茬子们就都乖乖地从地里出来了。机械化帮助乡亲们脱离了繁重劳动，耕耘稼穑少了艰辛多了诗意。而驾驶拖拉机的乡亲，干完农活，说不定就开着自家小汽车回城里高楼大厦里的家了。
从1971年到2021年，这五十年的变与不变，都喜滋滋地埋在百姓心里。现如今，就连那些从没去过北京的父老乡亲也都明白：“咱这小村庄，可是不一般，与北京近着呢！是北京美丽的后花园。”
（曹秀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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