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诗的当代发展史上，有一个我们无法绕开的名字——陈超。《生命诗学论稿》《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论诗与思》《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打开诗的漂流瓶》《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诗与真新论》，这一部部诗学著作使这个名字及其生命诗学，成为夺目高峰！“作为诗人批评家的陈超，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不仅以诗歌批评为当代诗学建构提供了无法绕开的诗学命题，更以其极富生命质感和个性特点的诗歌创作，真实展现了生命诗学可能的高度”（王永祥《生命和词语摩擦出的诗意火焰——陈超诗歌论》）。
陈超的学生、诗人、评论家、《诗刊》副主编霍俊明编著的《夜雨修书：陈超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书简》），收录了陈超1981-2014年的33年间和67位朋友，以及他的妻子杜栖栖、《诗刊》社的219通往来书信，其中陈超写给朋友的书信50通，在陈超的诗学论著之外，为我们提供了透视陈超生命诗学精神谱系的独特而崭新的视角。霍俊明在《书简（代序）》中指出：“在诸多文本中最特殊、隐秘、内在、真实的无疑是书信，这揭示了一个人最为真实的性格、心理状态以及三观。在书信构成的‘秘人文本’和‘传记材料’中，我们更易于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灵魂相遇”。陈超在给朋友们的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呢？满纸情怀，为诗而诉！他毫无顾忌地畅谈的诗思、诗观、诗论，具体而微地把生命诗学的精神谱系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种省察：与时间对抗
《书简》中陈超写给朋友的信，毫无遮掩地坦言对“生命诗学”的探讨乃其心志所属。 1992年12月18日致王家新的信，陈超对“生命诗学”作了明确的解释或者说定义：“有关现代诗与现代人生命关系的，我不想仅仅涉及艺术，更想涉及生命哲学、宗教、文化和青年的自杀问题。”（第151页，以下凡引自《书简》者，只注页码）可见，“生命诗学”的构建肇始，陈超就把探寻的触角深深地扎入了生命的内核之中。当这触角寻到了生命的真相，即成为诗歌和诗学的种子，在生命的内核中萌芽、扎根，并顶着生命的花蕾茁壮成长。诗由心生，有感而发。心生之机、有感之体皆是现实鲜活的生命，绝无没有生命灵性的空洞感应。诗歌必然也必须是发自生命、为着生命而写的，从《诗经》一脉传承而今，那些被奉为经典的诗作，无不是在生命的自我审视的基础上，以独立、自由的思想之刃，对侵袭生命体的病灶剔除、剥离，让生命保有本初、本质、本真的歌呼、吁求！一个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时间是唯一的衡量值，但这个数值本身并无衡量生命质量的价值和意义。在生命的延续过程中，作为生命体的人以对抗的姿态，驰而不息地探寻生命的真相，直到抵达真相，以鲜活的个我生命体验重新发现生命，为同行者和后来者竖起醒目的路标，才使生命具有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我们敬仰陈超的缘由。陈超在其长诗《青铜墓地——与哀歌相似，但不是哀歌》中，通过“我”与青铜墓地众亡灵的对话，叩问生死存亡，熔铸生命与诗歌的共体，让生命在诗歌中永存而非随肉体消亡，以期达到他所执念的“不计代价的个人灵魂历险”去探求生命真相的目的。对生命真相深究、探源并昭示其理的谓之哲学，除此而外的便是文学。诗歌恰是这样一件文学的独门利器，基于且集中于生命存续的一个场景、一个片段、一个愿景、一段记忆，将鲜艳的伤口雕塑成微笑的唇，直接呈现于世，具有了诗以载道的功用。诗之道，非他道，乃生命的价值体现。而这样的体现，正是有效探寻生命的价值在时间的进程中如何保值。诗歌对生命的省察，以与时间对抗的方式，给出了坦然的回答。
当然，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而言，生命也许是一个短暂的、寂然无体验感的过程。但是，“生命意识在诗中决不是个时间概念，它是一团痛苦的火球，从屈原的芰荷上共时滚向我们！”（陈超《生命诗学论稿》）。富有鲜活生命的人，生活在所处的生活之中，对这“一团痛苦的火球”绝非毫无察觉！察之深切，觉而悟者，乃诗人。况且，这“团痛苦的火球”无时无处不在，人人可感可言。感之即诗，言之更是诗。也就是说，对于生活而言的入世和出世无不是诗。因此，陈超说“生活是值得我们喜爱的，让我们珍重”（第106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把诗人视为先知、奉为圣人，他们是对生命最敏感的蛰虫，长着探寻生命真相的触角。正如马启代在其《蚯蚓，是地下诗人》的诗中所言，诗人“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诗人对生命真相的深邃探求必然是和生活摩擦、糅合的过程，相搏相拥、相克相生，互否互新、互破互立。“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之所以被凝结为一种相对的理解，原因乃在于一部分人最终掌握了自己生命瞬间的状态并将之化为语言。这部分人我指的是诗人”（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认知了这样一个前提，就不难理解诗人笔下的生活之诗，必然是且只能是具有鲜明的非他性的即时个我之诗，无可复制，无可再造，无可嫁接。而且，这样的生活之诗，绝非是孤寂的独奏（独唱），它的整个旋律或者某段曲调（唱词），在与时间的对抗中已引发辽远的或近在咫尺的共情、共鸣。至此，诗人的生活已经诗化，生活即诗，生命与诗共体存在。“诗歌在其亲在的意义上说，永远是居于诗人的生命内核中”，这就使得诗人“不得不带着生命生存和语言关系的索求，来考察被筑于它们临界点之上的诗歌”（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诗人“独自与巨大而抽象的命题搏斗”（第158页），以痛彻的自省，标注出生命与时间对抗的痕迹。
与时间对抗的过程，延展着诗人生命存在的生活时段和时长，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延展中，生活展现着生命的意义。所以，陈超对于生活之诗的写作，强调要有“生活叙事”和“生活场景”。对此，他在致杨黎、何小竹的信中说：“‘生活叙事’因素的加强，使诗更好看。”（第324页）所谓诗的“更好看”，恰是诗的“生活叙事”尽显了生命与时间对抗的精彩画面。陈超在致张洪波的信中则指出：“如果再有一些形而下的具体生活场景，当会使之更具温度”。（第472页）诗为什么要有温度？因为生活是个大熔炉。诗应该有什么样的温度？那就是生命要保持其活力所必须具有的温度。没有温度，生命就要消亡，诗歌也必然随之消亡！当然，生活之诗的好看和温度，因写作者的身份、经历的不同而相异，但其核心的或本质的要求是相同的。霍俊明在《书简（代序）》中畅言，“每一个人的性格以及生活都是多层面的，都是紧张与松弛、悲苦与欣慰、黑暗与亮光、重负与神恩等矛盾体彼此交集、纠结的复杂化过程”。历经传统农业社会的熏陶，听天由命、顺遂自然的文化敬畏，促使人们苦苦追寻天人合一的境界。跨入工业社会，现代化、商业化使人们的欲望多元且活跃，面对时代困境，挣脱命运、超越自然成为自由表达的主题诉求。当我们理解了生命是诗的本质，就能够清晰地知晓，诗的本质就是生活和生存的体验。正是诗也只有诗能够实现对主体诉求的多元、自由的表达，让人的生命体验从物理性转化为精神性，形成独特的诗歌语言，也即生命的语言。只有我们按照陈超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中所给出的，“语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中的唯一事实”的路径，循着其谆谆标定的“噬心主题”时时精进，就能在与时间的对抗中诗化生命。
一种省辨：对命名确认
生活、生存、生命，是不可逆的向内深切的层次，生命是最核心、最本真、最原初的即时存在。生命的即时存在状态，是真实的、具体的、物化的，相对于其存续的时空，是显性的客体，必须有明确的命名。这样的命名也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喻示我们对自我的省辩和再认识的确认过程。我们必须深切理解并无可否认的是，在生命体存续的时态中，生与死是即时存在的共体，而死亡是存在的终极状态，只有诗人能够用诗的语言表达、证明这样的存在，从而完成对生命的重新命名和确认。所以，陈超说“无论如何，我反对将诗降格为士大夫式的快乐行当，在坚持纯正理想的同时，绝不放弃诗歌揭示生存/生命的立场”（第154页）。很多时候，在很多场景中个体生命的喜乐哀怨、愿景追求，都被宏大、壮阔、高昂的历史和现实的整体叙事所遮蔽。因此，一个觉醒的诗人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坚持探寻和揭示生命的真相，始于问题、止于问题，让诗“越来越贴近本真的生命”（第59页），为被遮蔽的生命重新命名。这样的责任承担，无疑是生活的磨难。但是，如果作为诗人的“我们不去承受，那么还能够在今天活得充实、尖锐吗？”（第108页）陈超对伊蕾的发问，让所有的诗人都应该感到振聋发聩！因为，“真正的生命是注定要受磨难的”（第105页）。面对种种磨难，“唯一不变的是诗人揭示生存/生命这一基本立场”（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诗人异常清醒第认识到，其生命存在的形态和方式就是而且只能是诗歌。诗歌与生命即时存在的生活势态，其自在、固有的本体秩序，使其存在的形态、时态极具“应然性小于或然性”（第66页）的特质，但是“生命的欣悦和‘平衡’，绝不是什么超逸、舒畅，而是一种尖锐的互否、拷问、作茧自缚”（第64页）。这样的扭矩，使诗歌进入生命的内核时呈现非直线型，极尽其所能地掘出“注定要受磨难的”“真正的生命”。其目的正是陈超致伊蕾的信中所申明的，“说到底，我们写作不就是为了维持住人类生命的丰沛、坚定吗？”（第108页）为了这样的使命和担当，诗人需要在其生存的场域、生活的当下，时刻关注“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可靠的根来维系生命和文本”（第151页）。鉴于此，诗人必须确保让“诗歌从我的骨头中喷出火焰，/它在我生命中走动，/像一百只豹子的腰在风雪中燃烧！”陈超以诗论诗的这首《回击死亡的阅读》之诗，恰如其分地标定了生命之诗命名的尺度。也只有这样，诗人才能写出并非他所“讨厌现在流行的那些暧昧而空洞的诗”（第109页）。
诗是生命在生存和生活临界点的具象的语言呈现，既是真实的可感存在，也是即时的想象存在。生活、生存通过诗的语言抽象为意象和象征，从而达成对生命的共性命名。但是，这样的命名不是简单的翻新，而是蘸取着历史和现实的血液或者泪水，时时面对着压在生命之顶的存在空间的戒律，囿于沉默的集体习惯的束缚，由怀疑而批判，由批判而否定，由否定而自新。在这个层层去蔽、层层剥离的过程中，诗剔除了有用、无用的世俗价值，直至完美呈现生命本质和本初的元始。至此，生命通过诗这个唯一的通道，挣脱了存在的困境，实现自我的重新命名和确认。因此，诗人必须确信诗先天存在于生命之中。但是诗的呈现有赖于对生命体验的揭示、超越。也就是，从生命中发掘出诗，只有诗人能做到。对此，霍俊明在《书简（代序）》中说得明明白白：“就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日常写作’‘市民精神’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另一重秘密，并在诗歌中以‘日常精神事件’的方式再次激活和命名了多层次的‘生活’以及‘现实感’”。
何以为诗？陈超坚定地说：诗歌“对人进行自我建构和还原，对生存进行不断的重组和超越……不是还原生活，而是还原生命”（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在诗人的视野中，生命是每一个瞬间即时存在的生命体，具普遍意义上的或者说普世价值的众生平等，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时态和形态。在此意义上，生命没有尊卑、贵贱、高下、轻重之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从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上而言，这便是普世的博爱！现实中，生命的珍贵在于其无可复制、无可重复、无可重新开始。然而，诗人已预设了一切可能，他“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并将形式本质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命本体论”（第382页）。从而，直到无限接近陈超致寇宗鄂的信中所言：诗与“生命意志达成深层的契合”（第59页），最终达到诗和生命二而一的固化。
生命是诗的源起，让人悲哀的是，生命有起始也有终结。那么，诗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吗？对此，陈超在《生命诗学论稿》中有着坚毅、明确的回答：“诗歌被看作世界观，立场和方法，对生命和生存的特殊命名”！他进而在《博物馆或火焰》这首诗中写到，“这是知性悄悄选定的事业/没有结果，只有开始”。所以，他为我们《打开诗的漂流瓶》不倦而语，诗歌给定诗人的事业，是需要接续进行的“对生命和生存的特殊命名”，任何对“结果”的拥抱，都是对这一“事业”的背叛，“真正的诗人最深的隐痛不是什么得不到承认，更不是什么得不到现实利益，而是面对生存和生命他永远也不敢说‘我写好了’，永远不敢放弃牺牲的准备”。因着生命，我们必须从现代诗的内在精神上把握这样的向度：诗歌当下写作的有效性，也即让诗歌与生命当下现时的存在和语言伴生、互生、共生，促成诗歌完成揭示生命、命名生命、确认生命的特殊使命、根本使命、时代使命。
一种省悟：为信仰殉道
当陈超在《马拉美，水波》的诗中写下“诗就是信仰”的誓言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是诗的虔诚信徒！陈超是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出版的诗集，虽然没有评论集多，但他首先看重的是诗人身份。他的第一部诗集取名《热爱，是的》，以真诚、真挚、真切的情怀，坦坦荡荡地表白了对诗的热爱。陈超视诗歌为“个体生命和言语的双重洞开”，“是二者相互的选择和发现”（第67页）。故而他强调，“从诗歌特殊的生成因素上看，诗人是‘信教者’。但他信奉的宗教乃是语言”（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他对诗的敬重、敬畏、敬仰，在1994年8月4日致刘翔的信有着充分的表达：“《博物馆或火焰》，这是我自己用力较大的一首诗，代表了我的情感、思考、失败和不屈”（第372页）。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对他拒斥“没有经由自身思考、省察、掂量过的‘主题’”（第369页），“长久依恃于即兴……没有根茎只有‘花朵’”（第165页）的诗歌写作。陈超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祭司和歌手，他们的目光仰视着，“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颂扬的诗篇“代表了人类歌哭的高度”。另一类是“深入地狱，并为之唱出挽歌者”（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诗歌的重量不因诗的长度和数量的堆积形成，而是根植于大地自有大地的重量。陈超属于后者，并且自觉、坚决地“与那些简单地望着天空祈叹、歌咏的诗人们区别开来”（第357页）。作为陈超的学生，霍俊明这样评价道：“作为诗人批评家，陈超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诗歌批判方式——元诗写作，也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霍俊明《诗人批评家——陈超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诗言志，志不仅仅是叙，更是思！正是思让生命和语言各自抛弃了本体不相容的部分，达成一种趋于同构的生命共体，从而使诗对生命本源和本质的解析成为可能。陈超在《让“诗——语言——思”同时到场》中强调，思是连接语言和生命两个本体的纽带，只有诗、语言、思一起到场，并且在场，才能让诗成为诗。无疑，人作为生命体即是这样的一种场域性的此在状态，但当场域极大甚至无限大时，人极易晕场。那么，诗的作用就是让人看到诗所筑起的醒目标识，寻北斗而行，不迷失方向。
诗歌所要探究的生命存在状态，正是作者自己的存在场域、存在时态、存在性相。对于作为整体形态呈现的生存时态、势态的关注，正是陈超诗学之本。他在致王家新的信中说：“今年我为《诗歌报》写专栏，主题集中在现代诗本体依据与揭示生存/生命的至切关系上。”“在坚持纯正理想的同时，绝不放弃诗歌揭示生存/生命的立场。”（第154页）诗歌在揭示生命的本真、本原、本初、本常上，极具其他文学体裁无法企及的尖锐、直切、即时，类似点穴之功。“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不多也不少。”（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诗人因着生命的信仰而写下的生命之诗，在“瞬间显形”的一刹那，生命讴歌的曲调既已飙升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并在人类信仰的时空久久回响！因此，“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有力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就成为我们目下必须回答不容滑头的问题”（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在《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一书中，陈超坦言：“我心目中的‘探索诗’，是那些展示个体生命和通过个体生命揭示生存的诗”。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取决于其所处的时空，时间决定了生命长度，地域决定了生命宽度，空间决定了生命高度。这就将一个人置于每一个人所在的生命存在的三维体中。家庭、单位、社区所形成的场域，极有可能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的园囿，其时态、状态、形态、势态，即是此在和存在的真实反映。诗要即时呈现其本源、本质，诗人就要以信仰之坚定做到坚持“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这“是保证诗学活力的关键”（第382页）。
信仰是人的终生追求，尽管有时这样的信仰哪怕显得那样的虚无缥缈，但为着信仰，人们不惜耗尽毕生的心血，甚至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诗歌的信仰，就是诗人个人的乌托邦。此种‘信仰’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苗雨时《陈超现代诗学评论——生成、架构、价值与缺憾》）作为信仰的个人乌托邦，诗显然要比诗人以及人类高贵，处于至高无上的绝对高度，高不可攀！面对这样的极致高峰，诗人即便终其一生不懈攀登，也许也终究难以登顶。这也造成诗人们面临无法彻底践行信仰的困境，更使信仰难以完全实现，留下无尽的遗憾。诗人只有精神抖擞地持续、持久深入生命所在的生活和生存的时空，执着地持守独立的灵魂、纯洁的信仰，以殉道精神与生活抗争、与生存抗争，才能追寻到生命之诗的踪迹。因为陈超把现代诗定义为：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所以，他强调诗人必须秉持首要信仰，摒弃“简单的‘生命体验’式的旧视角”（第158页），以灵魂、心相内部强大拉力的互否，“写我的日常生活中打动我心的那些片断”（第97页），实现对此在生命经验的有效开掘和实质命名。从而，完成“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的任务（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无限接近实现信仰的终极目标。
当诗与诗人的生命融为一体，诗人的血脉中喷涌着诗歌炙热的灵魂，诗歌在瞬间闪耀出生命的辉光，并使生命之光在诗中得以永恒辉映。诗人如此，诗评家更是如此。兼具诗人和诗评家于一身的陈超，对诗歌和诗歌理论都有着因循信仰的探求、论证、推介，坚定、坚毅、坚强，仿若夜雨中的烛照，即便燃尽自己的生命，也要献出最后的光芒，照亮追寻的脚步跋涉的路程。作为陈超的学生，霍俊明有着不同于他人的、深刻而具象的总结：“他的一生，都在证明诗歌乃是生命的诗歌，诗歌理论即是生命的理论”（霍俊明《诗人批评家——陈超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诗歌乃是生命的诗歌”，这就是陈超诗歌信仰的价值所在！“诗歌理论即是生命的理论”，这就是陈超生命诗学赋予诗歌信仰的终极价值！为其而殉道，让我们对陈超不仅仅是敬仰，更应在诗歌之路上自觉践行生命诗学。“诗人，从借喻的意义上说就是刻写墓志铭的人”（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让我们铭记陈超的这句话，不惜为诗歌的信仰殉道！
社会巨变、文化巨变、思想巨变、价值巨变汇合而成的时代巨变，使我们面临着陈超在《“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中强调的“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毋庸讳言，时代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信息的获取智能化、表达多元化、传播便捷化、扩散扁平化，使诗歌尤其是现代诗的写作、传播，越来越泛化。因而，陈超进一步强调，“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既具有“真正的难度”，更是“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我们有责任让诗“在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说出“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刘向东：《让诗说出那些魂牵梦绕的东西——在陈超诗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赋予诗歌所能和所应呈现的生命诗学的具象和物象。
“陈超筑于语言与生命和生存临界点之上的生命诗学，既表现了一种深刻广延的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又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这是我们时代‘新诗学’的两块基石。”（孙基林《陈超的生命诗学述评》，《诗探索》）我们坚信，以陈超生命诗学为基石的“新诗学”，正如夜雨中的烛光下，他展开书简伏案写下的闪耀着中国百年新诗理性之光和精神之光的文字，引领生活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跋涉在对生命真相求真的长路上，以勇于无遮掩的写实、写真和倔强的呐喊，鼎立现代诗的时代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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