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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文化担当——评刘江滨散文近作

新时期以来,文化散文蓬勃发展,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重新建构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的“大文化散文”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也陷入了文化自新的迷惘。“文化散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逐渐暗淡,但散文的文化精神未曾湮灭。在这种状态下,一些散文变得更私人化、世俗化,但还有一些散文坚守在抒写共同命运、传承文化因子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因时代风气的转向和文体形式的更新变得异常难行,好在还有很多肩负使命感的作家在书桌前埋头伏案、踽踽独行。刘江滨就是其中一位。

刘江滨在河北散文界独树一帜。只是过去的一年,他的创作迸发出一种激情,有十余篇作品在各大报刊发表。通读这些作品,一股文化散文的新风扑面而来,一个怀揣古今、饱览群书的知识分子形象浮现眼前。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似学者型散文精深但隔膜,又不像小资型散文通灵但矫情,他的文化散文创作走在中间道路上。

内容丰厚、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是文化散文的通常特征,但这只是“归类”意义上的散文,真正有文化的散文要看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文化散文既要有见识,更要有见地。刘江滨的散文作品常常托物言志,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物象为载体,引出中国文化多条脉络。在梳理不同脉络所呈现的不同景观、不同意味之时,引发个体的情思、抒写个人的胸墨。比如,《让“我”消失一会儿》中,刘江滨对“我”这一存在主体展开了贯穿古今的探寻和解读。从佛学的“无我”到哲学的“忘我”,从五四时期被压制的“我”到当代社会迅速膨胀的“我”,他对“我”的审视不仅是文化上的注解、学术上的剖析,更注入了写作者对历史脚步的观察和对民众心理的体会。他说:“‘我’即或膨胀或者萎缩,有时莫若让其消失一会儿。”刘江滨提出的让“我”消失一会儿的观点既轻盈又接地气。他把哲学层面上关于“我”的价值观简约化、通俗化,并带有文人淡泊的情趣。这种情趣不是“小我”的情感玩味,而有“大我”之境,因为他的提法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之上,对当下社会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

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来装点,而是追求内在的文化品格,一定要发别人未发之言。他在随笔《散文河里没有规矩》中说,散文是不应有范式的,情感不能是大众的体验,思想不能是现成的、别人的,散文写作应该是“陌生”的和“难度”的写作。在《散文的精神》中,他提出:“散文的精神就是对文化的诠释、对灵魂的润泽,这是散文创作升堂的不二法门,舍此无它。”刘江滨的观念与创作相辅相成、互为镜像。

文化是抽象的存在,它没有形态,但却可以投射到一切事物之上。这些被文化投射的事物就是文化的意象。刘江滨的多篇作品都围绕着文化意象展开笔墨。比如《桃之夭夭》的桃、《水上开花》的莲花、《树的事》的树木、《书的事》的书籍、《数的事》的数字。一个小的文化意象有时候能呈现出一片大的文化景观,意象的复杂多义正体现了文化的丰茂多姿。中国文化巨库庞大浩瀚,进入容易深入难,要厘清哪怕一个小的文化意象也得下很深的功夫,经过长久的积淀才可。刘江滨提出“难度”写作,恐怕也指向了写作者落笔之前的功夫。梳理文化意象的多重内含,可以重温文化的滋养,缕清文化的脉络,同时也有比较、开掘之义。文化是柔性的,对待文化的方式也应该是柔性的,历史已经证明,近百年来颠覆式文化重建对文化的伤害大于贡献,而梳理文化是文化的守成,是传承文化的良性之举。

刘江滨的散文创作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穿梭于古人的精神世界。他熟稔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遣词造句有古文韵致,引经据典有明确出处并释义准确。因而他的作品有浓浓的书卷气,适于细读慢品。但是由于缺少个体经验,缺少写作者直接的生命体验,所以不易产生共鸣。文化散文如何平衡理论观念和个体经验一直是个命题。刘江滨的创作观更倾向于散文的精神性,那种超越生存经验和个体情感之上的宏大气场。他在《散文的精神》里提出,散文作家应该“涵容古典散文的文化质地流风余韵,又以崭新的眼光对其予以颠覆和重构,自由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既诗意浪漫又理性逻辑地表达着终极关怀。”刘江滨的观点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散文所需要的文化气韵和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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