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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忍冬草(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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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草(随笔)


张新颖

(刊于《长城》2021年第2期)



没有人要听你说话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为纪念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编了一本《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读后已经过了许多年,有几点印象还念念不忘,时间推移,反倒越来越清晰,就此简要写出来。

建筑学院偶然在过去的一堆图纸中,发现一个黄牛皮纸口袋,装着一篇名为《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文章,四十六页,未完。是谁写的呢?从内容,从字迹,都不难判断。梁再冰说:“我母亲的字烧成灰我也能认出。”

这篇文章从中国佛教的艺术讲到敦煌图案花纹的三种来源,讲到北魏的忍冬草叶纹,洋洋洒洒,如数家珍,广博宏阔而处处落实,严谨、细致、条理,再配以手绘的精细插图,令人沉迷,沉迷而赞叹。林徽因的硬功夫,真学识,贯通的慧心和才华,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个深的印象也与边饰有关。吴良镛在《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中有这么一段:“她对中国装饰花纹有独到的研究,这可能与她的西方建筑与舞台美术的教育、阅历及以后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对中国古代工艺品独到的欣赏有关。或许,作为女建筑师,她对造型的丰富、饱满、细致还有一种特有本能。例如,她有一次拿出一些中国的古代图样以及她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花纹的设计,对我讲怎样就丰满、有深度,怎样就单薄、贫乏,她把植物花纹、图案忍冬藤之类当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眼中看到它的天地。”接下去,就更有意思了——

 

她对纹样的独钟和欣赏,每使我想起沈从文来,他是在文学上搁笔而专注于工艺美术的。沈从文向我介绍故宫的工艺美术的造型时,陶醉其中,用带有湖南腔调说:“好得怕人!”这和林先生叙述线条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词汇,说这线条是“如此的subtle”是多么的一致。工艺美术造型美的蕴涵竟使这两位文学家都一时辞穷,这是多么迷人的事情。

 

沈从文和林徽因两位老友的一致和相通,以及两家人患难时的情意,可说的很多,但吴良镛的自然联想,给出了一个多么生动、恰切的日常细节。

第三个印象,就不那么迷人了,毋宁说,是沉痛,沉痛到难以释怀。梁思成、林徽因一道创办了清华建筑系,他们所住校园南区的新林院八号,再次成了一个聚会中心,下午四点的茶会,俨然抗战前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沙龙。系务会也在家里开。一九五〇年留校的朱自煊在《忆林徽因先生二三事》记叙,林徽因身体不好,在病榻上依然关心系里的工作,“常常是我们在梁家西边客厅开会,林先生卧室在东面,隔着过道喊‘思成’。梁先生听到后马上赶过去,过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们大家都已习惯了,但时间一长也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什么问题?这篇回忆诚实地写了出来:“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于是,作了一个决议,以后系务会改在系里开,“并让我去和林先生讲。”这对斜靠在病床上还支着一张小画板工作的林徽因,当然是一种巨大伤害,她当然也立刻明白,大家嫌她烦了。



邵燕祥书简三通



邵燕祥先生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于睡眠中安然去世;之前的日子,读书、写作、散步如常。从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信息,既哀伤,又安慰。检出二十多年前邵先生给我的三封信,重读一过,强烈地感觉斯人已逝,而风貌存焉。

其一:


新颖同志:你好!

来稿诵悉,已转寄林贤治兄。《散文与人》文丛虽云我们二人创编,大本营在广州,工作亦以他为主,我不过敲敲边鼓。谢谢你的支持。

我前此听说贾先生的夫人写有狱中记事系列文章,因我与贾先生素未谋面,故写了一封信请《上海滩》的葛昆元同志(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不知你熟识否)转呈,尚未获覆。我们首期特发表“胡风分子”张中晓的笔记片段,还有梅志同志忆张的文章。——这些,因你是贾先生学生,故道及,不足为外人道也(以免受到莫名其妙的麻烦)。

匆祝

编安

                   燕祥 元月七晚,九三年  




信是竖写的,最后一句“不足为外人道也”,特意在旁边加了几个圈。

我寄了一篇什么稿子,怎么会在丛刊还未面世的时候寄稿,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惊喜的是邵先生想发表贾师母的文章。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当是在一九九一年,师母任敏每天坐在卧室窗前,写《流放手记》。那些日子到贾植芳先生家,贾先生总会先说一句:“老太太在写回忆录呢。”手记写在普通的练习本上,写好一部分后,交给我誊抄到绿格稿纸上;师母接着写下一部分,我接着誊抄。写完后,发表却是个问题。直到二〇〇〇年,贾先生和师母合著的《解冻时节》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流放手记》收入其中,才得以完整地面世。

其二:

 


新颖先生:

久疏问候,还记得《散文与人》初创时,承您组织过一次四人谈,加以揄扬。几年来林贤治在那里惨淡经营,但限于经费(自办发行,原来投资从代销的书商处回收不到)及出版方式(用花城书号)等,几年只出了五集。

最近与贵州人民出版社签约,纳入其出版计划,争取今年每三个月出一本,明年做到两个月一本。现在第六集已出,贤治已请贵州社的综合编辑室主任黄筑荣同志寄上样书,希望您便中在版面上略作简介。

顾准文集就是他们编辑室出的。他们很想做点事。贤治和我以能找到这样的合作者为慰。以前北方大城市如北京,除了三味书屋,几乎看不到《散文与人》,想买的读者也买不到,今后发行可能好些。我们希望适当作点宣传,让更多读者知有此一书,出版者亦可受到鼓舞。倘能让这一丛刊长期稳定地出下去,也就可称幸甚了。

样书想已收到,拜托拜托。不情之请,乞谅。

此祝

近好

                   邵燕祥 六月二日 九六年  




那时候我还在《文汇报》工作。由此信可略窥办《散文与人》之不易,感受主编者投注的心力,以及怀抱着的热切希望。

其三:

 


新颖兄:

函悉。其实我二十日才从上海返京。因参加签名售书,到上海去的,后来到莫干山小住。

关于从文书简一文,已转林贤治兄,他正在编第九期。我由尊文得到启发,一些多少摆脱套话的私人书信,也许堪称特定时代的民间写作。从过去(文革及前文革)到现在(当下)。我想可以从我保存的友人(不限于名人,或主要不是名人)来信中,选一些,征得写信人同意后,标为《友人来信》(?)之类的名目,发表一下。

余再谈,

                   燕祥 八月廿六日 九六年  




《散文与人》大概出到第七本就出不下去了,“幸甚”的事没有发生,我写的这篇《漫说?骉从文家书?骍》当然也就没能由这个文丛刊出。

二〇一四年复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举办《路翎全集》的研讨会,邵燕祥先生由夫人谢文秀陪同来到光华楼。我找出多年前的三封信,复印一份给邵先生。同时拿来一本他的诗集《岁月与酒》,他提笔在扉页写下:“张新颖兄淘来拙作旧本,嘱签名,谢谢! 邵燕祥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于复旦关于路翎会上”。

二〇一五年八月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四川眉山颁奖,邵先生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阿来的《瞻对》和我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同获提名奖,邵先生没来,现场播放了他的视频。他的这本书写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一时期的个人经历,应该得大奖,可是这届大奖空缺。我把这个想法私下里和一个朋友交流,说委屈邵先生了。他透露道,为这个奖提供资金支持的地产商处境不如以前,怕是缺钱了。这种情况,倒也能理解。其实邵先生本人,压根不会在意这个的。


硬 面 包



吴越采访阮义忠,一眼看出他越来越接近他多年前“人与土地”系列里的拍摄对象。这样的敏锐,令人印象深刻,我倒是不怎么惊讶,因为认识她快二十年了,感觉这是她随身携带的特质;而且,当她准确、鲜明、坚定地把她的观察和感受描述出来,形成为语言,同时又获得语言的支持,这种敏锐似乎更进了一层。

敏锐落在或抽象或实在的问题上,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也落在细节上,甚至物件上。她注意到阮义忠戴的草帽,蔺草手工编织的草帽——他的作品中都带有这种草息;勒克莱齐奥的皮凉鞋,在北京冬天,凉鞋里穿了袜子;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原本训练有素的江南舌头因为长久的异质经验而丧失了灵动,无法应付它,乃致丧生。这样的关注力和关注点不是什么人都有的,作为对比,我举自己做个例子: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与勒克莱齐奥在一艘长江游轮上过了好几天,还得到他一本签名的小说,可是我现在对他穿什么衣服模模糊糊,更不要说鞋子了。看吴越书里的陈村、苏童、金宇澄,还有一些我熟悉的人,时不时就会碰到新奇的地方,哎,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吴越说阮义忠是寻找认同与肯定的艺术家,他“为感动而拍摄、为肯定而拍摄”,他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吴越的采访,大致也是这样吧。采访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摄影也是,肯定是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拒绝,一个人有能力以肯定的态度、信念来践行,于对象是取上,于自己是上出。

阮义忠又说,一张照片并不是偶然的,那不只是一个影像,是两个陌生人突然因为生命撞在一块擦出火花而变成一张照片。采访也是。看吴越和班宇对话,感觉就是,他们这两个同代人,能说上话,能碰出问题,能触到核心;看吴越写一个理发师,看她记录理发师的口述,我能强烈地感受到,是什么触动了她来做这个采访,她用这个和她很不一样的平凡人的经历来肯定什么。

吴越的硕士论文研究美国驻华记者的非虚构写作,她通过邮件采访彼得·海斯勒,就是写《江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的何伟,他回答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般西方观察者是一个被设置好的瞭望点——她或他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个稳定的框架,不稳定的是中国的情况,或者中国人的情况——这些都是模糊的,易变化的,西方人则占据上风,观察和评论着这一切;但是,何伟自己,却在生活、观察和写作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变化,甚至是被奇妙地改变。我复述这段话不是要讨论“东方主义”之类的问题,而是想借此来说一个好的采访者,他或她,不能设定自己是稳固的,而能随时从采访中吸收养分,点滴累积,促成自身生命的丰富和成长。用吴越的话来说,就是“对一个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与不满足”——包括对自己这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不满足,因此才可能发生改变。集中看吴越多年来写下的这些文字,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不断扩充,勤勉向上,虽然采访者多是隐身在后面的。

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认识了吴越;她毕业后进《文汇报》,做了十几年记者,而我之前也曾在《文汇报》做记者,不过实在是差劲,过了四年即落荒而逃,与她的出类拔萃可成对比;这几年她是《收获》的编辑,写作非虚构,以诚恳和热力、耐心和才华,寻找焕发能量和确认自我、改变自我的方式。眼前的这本集子,《硬面包》,算是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小结吧,我欣喜她有这样一个小结。她从许多人那里分享过“硬面包”,我们可以通过她分享他们的“硬面包”,还可以,分享她的“硬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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