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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周《历史烟尘中的赤子情怀——重读晋察冀诗歌》

传承红色文脉,弘扬时代精神。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河北文学无不紧贴时代脉搏,反映历史变革,河北作家始终坚持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日前,河北省作协特别策划推出“百年红色文脉——河北文学与党史系列研究”专题,对百年来与党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河北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从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领域回望河北文学的红色文脉。专题将在《河北日报》以专栏形式陆续推出,河北作协公众号同步转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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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烟尘中的赤子情怀
——重读晋察冀诗歌

□李建周


  重读晋察冀诗歌,感受最深的是从历史烟尘中扑面而来的赤子情怀。在险象环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年轻的诗人们在战斗空隙拿起手中的笔,以“火辣辣的热情”拥抱“活生生的现实”,抒写出生命的华章,奏响了边区民众行动的旋律。面对敌人的搜捕、围堵、扫荡和清剿,诗人们无畏艰险,迸发出无尽的创作激情。这些诗歌不是象牙塔里的低吟慢唱,而是充满战斗气息和高亢情绪的时代强音。

  这些深怀赤子之心的热血青年,在今天看来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我们可以把目光转移到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的1938年,简单统计一下他们在当时的年龄:方冰24岁、远千里23岁、田间22岁、邵子南22岁、陈陇21岁、钱丹辉19岁、陈辉18岁、魏巍18岁,史轮和曼晴稍微大一些,分别是30岁和31岁。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迎面撞上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于是先后从不同地方奔赴根据地,以革命战士的名义将时代重任扛到自己肩头。在生命和文本相互寻找相互撞击的过程中,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无法遏止的青春气息,用自己的鲜血和文字构筑起一曲曲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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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诗人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号召性和行动性。在“把战争也当成诗”的理念支撑下,诗人们深入开展朗诵诗运动和街头诗运动,并且派生出传单诗、枪杆诗、地雷诗等多种样式,正如曼晴所写:“把这些,有力的标语,战斗的标语,统统地写出来,让每个乡村的墙壁,都披上武装!”诗歌就这样成为根据地军民战斗行动的足音。在我看来,魏巍的《午夜图》具有很强的时代象征意义,画面定格在1941年9月19日易县徐家反“扫荡”前的紧张时刻。诗人开头设置悬念,以急促的电话铃声衬托出夜晚的安静,揭开被敌人包围的小山村惊心动魄的场景。一场残酷的战斗即将爆发,在异常紧张的氛围下,诗人缓缓推出战士伟岸的剪影:“红火边坐着一个巨人,像风里的树影跳跃在大地,那跳跃的红色的火光,飞满了他一身。”“山草呼啸中,坐着的是我们的民族……”在敌人重兵围困中泰然自若的年轻战士,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具象化呈现。战士的灵魂作为一种精神元素支撑着晋察冀诗歌,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

  晋察冀诗人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诗歌创作本身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肩负崇高的历史使命,他们的视野是开阔的,胸襟是坦荡的。作为根据地战士,他们以粗犷雄浑之笔记录下战役战斗的壮阔场面和朴实崇高的子弟兵形象,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根据地的热爱跳动在质朴遒劲的诗行里。从抗敌作战到生产运动,从八路军指战员到普通民众,让人们看到根据地里一个个动人的身影。作为青年诗人,他们感受并思考着眼前的一切,创作出大量“战争的风俗诗”。他们笔下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摸敌岗、打伏击、报信、站岗、誓师、支前生产、开渠、打野场、粜粮食、纺棉花、开晚会、夜行军;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声威远震的抗日将领、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打灯笼的老人、抬担架的妇女、骑驴送情报的姑娘、衣衫褴褛的少年、站岗的儿童团员、唱歌的牧羊人、抢收抢种的庄稼汉。

  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诗人在描述引发自己情思的场景时,内心涌动创造的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对美丽新世界的憧憬构成内在的精神支柱,从而在苦难与欢乐交织的日常生活中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干部反对封建、群众批评懒汉、老人争论选举、妇女动员开会等场面,背后传达出的是社会历史和政治意识的深刻变迁。诗人宣告在抗战里损失的是“武器上的锈、民族的灾难和软骨头”(史轮《失去什么》),而根据地民众游行、歌舞、演说、选举的盛大场面,让人们看到了“亿万年蕴蓄的光,亿万年蕴蓄的电”(史轮《火亮了夜,宪政》)的爆破。生活的变迁背后是年轻人对新社会的梦想。即使夜晚憩息于羊圈时,他们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胜利,谈着新民主主义,谈着边区的文化建设,谈红场,谈列宁,谈着共产主义”(远千里《夜宿牧羊圈》)。巨大的历史使命感和青春的激情相撞,年轻的诗人让这片苦难土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概念的图解,有的只是作为行动者的诗人的真切感受,是心心念念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在诗人笔下,晋察冀边区的日常风物也浸染了浓烈的人格色彩。无论是在晋察冀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太行山、白洋淀、拒马河、青纱帐、红高粱、柳树、柿子树、杏花、梨花等自然景观,还是秧歌、霸王鞭、筛锣、拜年、劳军等文化习俗,都被诗人渲染出强烈的赤子精神印迹。诗人借助日常风物还原历史场景的同时,赋予它们独特的时代气息和鲜活的生命体验。诗人期待“把我燃烧起来,我要爆破这窒人的暗夜,以我的尸灰/去养育新生的一代”(方冰《草》)。面对死亡的威胁,迸发出强烈的自豪感:“在太行山的雪道上/刻上我们的脚印,比在大理石的纪念碑上/用灿烂的金字刻着我们的姓名更千万倍的光荣!”(徐明《在太行山雪道上前进》)。他们的诗是行动的、是现场的,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发出亮光的青春岁月的结晶。

  邵子南在一张诗传单上写道:“人民有了晋察冀,心眼儿里像开了花。”民众的喜悦来源于新生活新体验,他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正在将未来的大门缓缓打开。旧的势力削弱了,生活逐步改善了,沸腾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想取得最后的胜利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残酷的战争中,青年诗人在内心深处早已无惧生死的考验。在血与火的搏击中,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史轮、陈辉、任霄、军城、劳森、安适、雷烨、温沙、马驰野、叶正煊、方碧、瞿世俊、王子展……正如陈辉在《献诗——为伊甸园而歌》中所写:“然而我的血肉呵,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是的,这些年轻诗人在血与火的熔炉中铸造出璀璨的生命之花,他们使得这片燃着战火的土地“比天上的伊甸园,还要美丽”。

  这场充满赤子情怀的诗歌运动,与一代诗人强烈的改造现实的渴望是分不开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笔墨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诗意的花朵,照亮了沉沉暗夜里无言的山河。

原载于《河北日报》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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