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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浩岗《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谱系》

传承红色文脉,弘扬时代精神。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河北文学无不紧贴时代脉搏,反映历史变革,河北作家始终坚持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河北省作协特别策划推出“百年红色文脉——河北文学与党史系列研究”专题,对百年来与党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河北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从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领域回望河北文学的红色文脉。专题在《河北日报》以专栏形式陆续推出,河北作协公众号同步转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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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谱系


□阎浩岗


  新中国最初二十七年的文学提倡塑造可以作为楷模的英雄人物。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北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形象,例如《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丁尚武、肖飞,《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李铁、窦洛殿,《敌后武工队》中的贾正、魏强、刘太生,《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朱老忠,《播火记》中的李霜泗、张嘉庆,《平原枪声》中的马英、王二虎、苏建梅、赵振江,《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罗金保,《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金环、银环等。

  这些英雄人物虽然男性居多,但也不乏女中豪杰;有饱经风霜的老汉,也有稚气未脱的儿童;有在战场叱咤风云的猛将,也有深入敌后神出鬼没的战士;有的真枪实弹,和敌人刺刀见红,也有的潜伏敌巢、忍辱负重、待机而动。

  这些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形象,无疑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每个英雄人物身上都寄寓着或体现出共产主义精神。这些英雄都胸怀超越了自身生命、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的远大理想。由于有了理想,他们充分展示出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的毅力、出众的智慧,将个人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是道德楷模,也是英雄典范。这也是同时期红色文学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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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人物形象是1949年至1976年间文学特有的现象。与古代及外国文学史上的英雄人物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英雄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或工农出身的士兵,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的阶级出身反而是他们成为英雄的重要保证,正如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所唱“他出身雇农本质好”。当然,红色文学中也不全是出身决定一切,如《烈火金钢》中就有一位背叛自己家庭的女青年——汉奸何大拿的女儿,何志文、何志武的妹妹林丽(何志贤)。《平原枪声》中,苏建才和苏建梅兄妹在背叛家庭之后却有着不同的走向和归宿:苏建才被捕后成了可耻叛徒,而其妹苏建梅却宁死不屈,英勇捐躯。

  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往往是群体性的。游击部队中的英雄一般是一个战斗的团队,他们互相掩护、互相配合,团结一心。《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队长和队员都是英雄,这部小说并不特别突出单个人。英雄还有自己的血缘谱系,因为家庭环境是个人成长的土壤。现实生活中有回民支队领袖马本斋母子两代英雄,文学作品中,《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母子、《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母子都是母亲成全了儿子。朱老忠一家,从其父朱老巩,到其子大贵、二贵,是三代英雄,而且他的好友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也不愧为英雄。白洋淀里的绿林好汉李霜泗则是父女两代侠士。

  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带有传奇色彩的几位英雄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烈火金钢》中“肖飞买药”一段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编成小段:外号“单打一”的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肖飞只身化装进入日伪严密封锁的县城,为受伤的八路军买药,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最后有惊无险,胜利而归。《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与之类似。几位少年英雄的故事,也是妇孺皆知,比如管桦小说《小英雄雨来》中的雨来。《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和其他少年英雄不同,作者徐光耀没有把这位少年英雄塑造成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乖孩子”,而是突出了他调皮的“嘎”气。正是凭着这股“嘎”劲,他做出了一系列意外举动,帮助八路军战胜了敌人。这种“嘎”让故事显得生动、活泼、有趣,而人物也显得真实可信。此外,《播火记》中的李霜泗父女生活于冀中水乡白洋淀,他们劫富济贫,枪法精妙,父女合作刺杀章树贵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章节。《敌后武工队》中英雄们的行动,也与古典小说中的江湖侠客有某种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他们有着革命理想和更远大目标。

  孙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赫赫有名的作家,他的小说以意境美、人情美取胜,并不以塑造高大完美、性格独拔的英雄人物见长。但那些活跃在冀中平原和山地,出没于白洋淀荷花、芦苇中的抗日军民,也具有英雄气质,属于河北红色文学中英雄群像的一部分。

  在河北红色文学系列作品中,梁斌《红旗谱》三部曲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最有特点。

  提到“红色经典”,提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人们都会想到朱老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也会对朱老忠这一形象进行详细分析。他成为梁斌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这一形象,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强调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燕赵侠士一面。笔者认为,这一面固然重要,因为它是民族文化传统、民间价值观念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但朱老忠的形象之所以感人,还因为作者写出了他身上“农民性”的一面,即他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漂泊而至的江湖侠客,而是生长于泥土、“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他是农民中的英雄。与普通农民不同的是,由于早年逃亡关东、足迹曾达境外,其父又是参加过义和拳、大闹过柳树林的民间硬汉,他比一般农民见识广、胸怀宽。但即便如此,作者也没把他写成一个在关外学成绝世武功、回乡后快意恩仇的“职业侠客”,而是写他回乡后踏实地过庄稼日子,以“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出水才看两腿泥”为由,将报家仇之事无限期延宕。他最初选择加入共产党,是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寻找靠山,以便获得与冯兰池对决的机会。有了这样可信的性格与心理基础,朱老忠最后正式加入组织并成长为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就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说到底,《红旗谱》的底色和基调是日常性,而非传奇性。由此,朱老忠就在传奇性英雄的系列中脱颖而出,成为更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人物形象。

原载于《河北日报》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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