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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深处的红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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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革命岁月里祖国璀璨星空中两颗耀眼的明星。它们在太行深处的岁月,是血雨腥风、山水为之悲鸣的日子,又是奋起抗争、风云为之一变的日子。每一次练兵,每一场战争,每一个课堂,还有那攀山越岭的一个个伟人……都将风范与力量留在太行深处,将党的初心和使命烙印在时代深处。


  “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同学们的?”太行深处一个小山洞里,王希真听着外面敌人搜山的呐喊声、脚步声由远及近,闭了闭眼睛,忍住一阵巨大的晕眩,想了想,再度用颤抖的手拿起那支已被鲜血染红的笔,就着昏暗的光线,在同样被染红的小本子上用小到极致的字写下最后一句话:“反扫荡结束后,大家务必到菜地里看一下,再给菜锄一次草。”把字尽可能写小,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师生们都自发严格恪守的纪律。因为物资奇缺,本子不仅要正反面来用,字也要写得小到极致。写完,他又一次闭上眼睛,深呼吸几下。山洞外的青草香伴着他身上的血腥味扑入鼻孔,让他的脑子暂时清醒。攥着手上的小本子,王希真环顾山洞,空无一物一目了然,也许只有身下最安全了。他想挪动一下身体,腹部的伤口处马上血流如注,肠子都流出来了。他咬牙拼着一口气,伸手将肠子塞了进去,又在旁边地上扒开一个浅浅的小坑,将本子放进去埋好,然后又按着肚子,把身体挪到了小坑上面。做完这一切,他再也没有一丝力气,按在腹部的左手无力地垂了下来,肠子再一次流了一地。搜山的日本鬼子很快发现了王希真藏身的山洞和他的尸体,在山洞搜了一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

  王希真,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队营长,抗战爆发后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随总校迁移到邢台县浆水镇,任抗大总校陆军中学四队队长。1942年5月,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王希真所带领的四队被敌人重重包围。他苦战五个多小时,掩护两个学员突围,最终弹药耗尽,全身多处受伤,英勇牺牲。牺牲时,他的右手食指仍套着手榴弹拉环,手枪里子弹已经打光。学员们在他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面发现有一堆被鲜血浸透了的土,很松散,与周围坚硬的地面不一样。扒开松土,就看到一个被血浸透的小本子和几百元冀南票。

  指导员用颤抖的手拿起小本子,哽咽地读着:“同学们,永别了,我们一定要胜利!”带血的小本子上还清晰地记录着大队每一分钱的开支……山洞外呼呼的风声和着指导员的声音呜咽着,学员们抑制不住放声大哭。

  此后,每当学员们在自己开荒种的菜地里浇水除草时,眼前就浮现出王希真那双对敌人迎头痛击的手,那双将自己流出的肠子塞进身体里的手,那双临终前写下一串红色数字的手……横平竖直的一笔一划支撑起中国人的脊梁与担当。这些字分明是一种密码,是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屹立不倒的红色密码。

  抗大总校迁移华北敌后,在太行深处浆水镇办学,不啻于给敌人的心脏埋了一颗炸弹。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可牺牲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这次扫荡,是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拉网式大扫荡”,而抗大总校是日寇围剿的重要目标之一。学员们深知,保住自己就是保存抗日的实力。每个学员都是扎在日军心上的一根刺,总有一天,能将侵略者扎得千疮百孔,再也无法横行在中国大地。

  抗大总校文工团女生连连长程克有孕在身即将分娩,大着肚子的她仍与抗大医院的六位男同志一起爬山崖钻山洞,与敌人兜圈子,捉迷藏,日夜不停地行军转移。长途跋涉在颠簸的山路,腹中的胎儿也跟着颠沛流离,不安分地伸胳膊蹬腿,在她肚子里扭来扭去。程克忍着腹痛,心疼地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默默地对孩子说:“孩子,妈妈对不住你,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孩子,一定要坚持住,等敌人走了,安全了,你再出来啊!”

  1942年5月26日,程克一行七人躲避在一个小山洞里,在洞口做了伪装,刚刚能藏身。山洞外不远处传来搜山的敌人歇斯底里的叫喊声,程克与六位男同志屏住呼吸,希望不被敌人发现,不做无谓的牺牲。似乎被敌人的叫喊声惊吓到了,腹中的胎儿越发蠕动起来,程克面色惨白、头冒虚汗,在阵痛中咬破了嘴唇,硬是不发出一点儿声音。她明白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怎么办?六位男同志面对此情此景,也都束手无策,他们想冲出去和敌人拼了,程克冷静地阻止了他们。敌人的叫喊声还在洞外来回响着,经过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程克生下了孩子。身为母亲,程克没有新生儿出生的喜悦,没有让孩子看一看这个世界,为了保全战友,产后虚弱的她顾不上喘口气,毫不犹豫第一时间亲手结束了这个孩子的生命。孩子就这样牺牲了。这时候程克才来得及抱起孩子好好看看。是个男孩,眉眼长得像他父亲。“孩子,妈妈对不起你。”程克顾不得孩子皮肤上的黏液,将孩子的小脸贴在自己脸上,无声地默念着,泪如雨下。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太行深处这个小山洞的照片。随着90后姑娘吕秀芸简短沉痛的讲解,山洞口如电影幕布一样拉开,当年的情景像黑白默片一一展现。连一声啼哭都来不及发出的孩子,成为母亲手中重如千钧的笔。她用惨烈的血泪书写的,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大义面前得以挺立如山的红色密码。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对面的青山,是大寨山。八十年前,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大寨山惨案。

  1942年5月31日下午,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三十多个伪军突袭大寨山。村民们来不及躲藏,同敌人展开肉搏,用手边的石头纷纷砸向搜山的鬼子。石头用完了,赤手空拳的村民们被鬼子逼上了大寨山山顶。村民们打定主意,就是死也不能说出抗大的去处。当时,浆水镇河东村人张庆下山挑水去了,张庆媳妇身上背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子,她的包袱被敌人搜出,眼睁睁看着鬼子用刺刀挑开包袱,冀南票、盖着红章的条子赫然散落。她拼命去抢、去撕毁这些条子,然后将碎片往嘴里塞。鬼子怒火万丈,抬起她就残忍地扔到山崖下。她和背上的小儿子当场身亡。张庆的大儿子也被扔到半坡上,眼看母亲和弟弟被摔死,这个十二岁的少年被愤怒烧红了眼睛,站起来破口大骂,冲过来就要和鬼子玩命。鬼子搬起一块大石头将少年活活砸死。这次大寨山惨案被日本鬼子从山顶上推下六十多人,三十七人当场死亡,大屠杀的鲜血染红了巍巍太行。

  张庆挑水回来,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为了看护藏在大寨山下吴家沟内的供给物资,张庆一家五口在大寨山惨案中牺牲了四口。他忍住巨大的悲痛,含泪从山下背回了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尸体,又只身从山崖下救回了四条宝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抗大上干科政治处主任雷钦的女儿雷玲辉。抗大总校干部和学员的子女还有不少寄养在老百姓家,这些在战火中出生、长大的孩子,成为太行深处军民之间最柔软、最真挚的牵挂。

  只剩孤身一人的张庆牢牢记住日本鬼子带来的国仇家恨,继续义无反顾受供给部邹家尤之托,往来于山西与河北之间买卖核桃油,挣的钱换回军需用品。

  抗大在浆水镇期间,抗大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戈果任政治教员,就驻在离浆水镇十多公里的将军墓村。在这里,戈果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像抗大的每一个课堂一样,教室就在大山里,那些川滩变得整洁漂亮:乱石被学员们清理一空,构成了纯天然的操场、靶场和练习场,每天都跑过飒爽英姿的身影。天为幕,地为庐,学员每人一个木头做的马扎或一块比较平整的山石,教师站在地势稍高处或是站在学员们中间,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一堂堂生动的军事、政治或文化课,伴随着山花山果的清香被山风吹拂进学员们的心里。

  安静认真地听着戈果的讲解,学员们心中被巨大的悲愤搅起狂涛巨浪,翻腾奔涌:在法国被割让的土地上,一位教师是以怎样的心情给学生们讲最后一次法文课?课程结束后,血脉相连的母语将不能再学,这是怎样的屈辱和痛苦?“如今我国的遭遇不正像当年的法国吗?所不同的,是我们绝不让最后一课的景象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戈果的声音与山风一起回荡在将军墓村,在浆水镇、在邢台、在太行山、在祖国的大地上,在每个学员心中:“我们不仅要保证我们的国土不被侵略,我们还将像这巍巍太行一样,屹立于世界之林。将来,我们要让中国话从每一个中国人嘴里更加自豪地说出来!”


  抗大总校来到浆水镇办学之后,还特意邀请早已在涉县驻扎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前来作报告,解答抗大师生在军事教学中的疑惑。并先后四次派出干部、教员到一二九师代职或学习,在部队一线收集、挖掘典型战例,回校后加以总结提炼,形成理论结合实际的生动课堂范本。比如讲伏击战,就以一二九师著名的“响堂铺伏击战”为例;讲夜战,就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为例等等。

  涉县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进可攻退可守,是交通要塞,号称“秦塞之要冲”。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来到涉县,开展各项工作,创建党组织,发展党员。1940年6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来到涉县。1949年,党政军全部离开涉县。在这期间,部队都住在哪里?

  当时的涉县,家家户户都住过八路军,每道山梁都流淌过革命烈士的鲜血,每个院落也都洒落过战士们的歌声和笑声。

  司令部旧址的前后两个院是地主张家旧居,房东只留了南北两间自己住,其它房屋都捐献给八路军,受到首长赞赏。当房东三次送来西瓜,希望刘伯承在减租减息中予以关照的时候,刘伯承三次拒绝,毫不徇私。

  涉县赤岸村的村头有一块土堆,一二九师驻扎在这里的时候,土堆所在处是一棵已枯死的老槐树。当年,村里有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张福善,见证了邓小平与这棵老槐树的故事。

  张福善家离邓小平住的院子不远。有一天,他背着筐头去拾柴,正好遇到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看着面黄肌瘦的少年身上背着大大的筐头,里面的树枝比少年的身高都长了,刘伯承赶紧走过去,帮张福善把长树枝折断再放进筐里,邓小平则又帮他捡了一些干树枝。这时,一群拾柴的战士们也背着树枝从山里走了过来,细心的邓小平发现战士们背的树枝有的是湿的——原来是树上还活着的树杈被战士们折下来当柴火了。邓小平当场严厉批评了他们,让他们以后只能捡地下的干柴,不能上树折树枝。

  第二天,张福善又背上筐头去拾柴,看到几个高大的战士在村头已枯死的老槐树上折树枝。这棵树很大,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干枯的树枝可以当很多柴来烧了。要不是人小力气小,张福善也想去折老槐树的树枝呢!他心说这下不算犯规了吧!这又不是活树枝。不巧,这事儿被邓小平知道了,折树枝的战士们还是受到了严厉批评:“枯死的树也是老百姓的树!”为了弥补群众,邓小平叫人花一千元冀南票把大槐树买了下来。

  如今,老槐树遗址上只剩下一个土堆,树根、树干、树枝都被当时的战士们派上了用场。但刘邓当年的音容笑貌和风范气度早已刻进当地百姓心里,刻进太行深处。

  在赤岸村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的院子里,刘伯承、邓小平亲手栽种了两棵树,一棵是丁香树,一棵是紫荆树,年年清明花开似锦,蔚为一景。“文革”时期,邓小平蒙冤受屈,当时赤岸村武委会主任张义库怕丁香树和紫荆树受到牵连,在一天夜晚将它们挪到自己家中,悉心保护照料。直到1979年司令部旧址对外开放之后,他和家人把树又挪回了原处。老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两棵树被挪来挪去,还不是园林专业人士给挪的,竟然丝毫未受影响,愈加繁茂。有人曾赋诗赞这两棵树:“几经风霜迎春来,百般红紫争艳开。问伊哪得香如许,道是将帅亲手栽。”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手栽种两棵树,还有老百姓不畏劫难悉心呵护,这花香里浸润的是太行深处悠远绵长的红色情谊。

  当年的抗大选择邢台县浆水镇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太行深山处,进可攻退可守。抗大总校的校部便建在了浆水川南侧半山腰间的前南峪村。没有教室和宿舍,学员们都分住在各户,前南峪村家家户户都住过抗大学员,每家几乎都给抗大腾过至少一间石屋或土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即使亲如一家,“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的信念始终烙印在每个人心中。

  就像邓小平在涉县买下枯死的大槐树一样,盛产板栗的邢台西部山区,栗树满山遍野,深秋时节,面对成熟后落了满地的果实,抗大师生从树下路过,虽然个个都吃不饱饭,却无一人拣拾这些果实。核桃、柿子、黑枣掉落,也都如此。群众忍不住称赞:“只有我们的八路军,才能做到自己饿着肚子,既不上树摘果实,也不捡掉到地上的吃!多好的娃娃兵啊!”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抗大师生开荒种菜,敌人扫荡时离开两个月,心里牵挂着那些菜会不会干死?结果再回来时发现蔬菜全都水灵灵的。老百姓默默帮忙浇水、施肥,却不去动一片菜叶。

  学习、抗敌间隙,抗大师生还在浆水镇种下一排排杨柳树苗。杨柳树长得快,很快成为一片树林,在树林里上课敌机就很难发现。等将来抗战胜利了,树也成材了,可以用于当地建设。这些树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抗大树”,它们枝叶飒飒,似乎在向来往的人们讲述当年抗大的故事。

  一二九师和抗大,就像这些树一样,扎根在太行山和老百姓心里。


  比树的故事更让太行深处的人民念念不忘的,是已在太行山和群众心中流淌了八十年的将军渠的故事。

  1942年,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涉县也接连发生严重旱灾,眼看着流经涉县的清漳河波浪滔滔,但无法引来灌溉农田。旱情和日寇,天灾加人祸,使当地老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开始携儿带女外出逃荒。“不能饿死一个人!”这是刘邓的誓言。邓小平亲自协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缜密考察,多次会商,最终决定修一条水渠,把漳河水引上太行山,将旱地变成水浇田。

  1943年2月,水渠在悬岩峭壁上开工了!工程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给民工发放小米,既修了水渠,又保证老百姓度过天荒。日寇大扫荡,工程就暂停下来,粉碎扫荡后,工程继续进行。邓小平动员太行军区、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首脑机关工作人员,组织人员轮流出工,战斗在施工前线。刘伯承和邓小平还多次亲自来到工地上,与民工一道修渠,一起解决困难。刘邓和一二九师的战士们与当地群众的汗水就这样流在了一起。1944年6月底,水渠全部竣工,惠及八个村二千多户的三千五百多亩旱地,每年增产粮食三十五万多公斤。

  悠悠清漳河的水不再只是自然风景,它听从人们的呼唤,灌溉田地,滋养民生,神话传说中愚公移山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成了现实。

  乡亲们有了水浇田,再也不怕干旱了,高兴地唱起自编歌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这条漳南大渠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将军渠”“救命渠”。

  与自然握手相携而行,坚韧、恒心与大爱是成功的密码。如今,这条赫赫有名的将军渠延长到近三十公里,受益村庄增加了近一倍。

  无论何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都是一根绵长坚韧的红线,一头牵着党的初心,一头牵着老百姓的真心。将军渠灌溉田地的同时也滋养了民心,一二九师与当地群众一起谱写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

  这传奇的秘诀还在于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顿号的生死情谊。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是不打麻药做眼部手术还能清晰地数出医生割了七十二刀的军神。对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坚决维护。邓小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对邓小平表态的事情,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说的办。刘邓二人在小小的赤岸村携手并肩,运筹千里,浴血太行山,打响了抗日战争中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和解放战争中上党、平汉等著名战斗、战役。

  在与刘邓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们回忆中,刘邓之间有很多感人的小细节。1940年,百团大战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刘邓二人深夜研究贴在窑洞墙壁上的作战地图。邓小平个子矮,但他高高举着蜡烛,让烛光随着刘伯承的手移动,并将刘伯承指到的地名读出来。刘伯承只剩了一只眼睛,邓小平就担当起他另一只眼睛。1942年3月19日晚上,得知邓小平即将通过日军重点防御的地区前往太岳检查工作,刘伯承在值班室守到深夜,直到接到陈赓发来邓小平平安的电报才放下心来。

  与战友并肩合而为一,勇气、初心与智慧是信任的基石。两人将战争中结下的生死情谊一直延续到下一辈身上,也延续到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之中。

  赤岸村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的农家四合院内,有一块小小的起名石,见证了刘邓二人在戎马倥偬之余真挚深厚的友谊。

  刘邓二人身在太行思太行,他们都想让自己孩子的名字叫“太行”,希望下一代记住太行山,更记住太行山的滋养。刘伯承的儿子先出生,就叫了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出生之后一直没有一个大名,小名叫胖胖。起名石的故事就发生在胖胖两岁的时候,邓小平与卓琳请刘伯承给胖胖起个名。刘伯承蘸着茶水在石桌上写下“朴实方正”四个字,说:“胖胖长得正,希望孩子将来为人能像这石桌一样方方正正,所以叫朴方,如何?”邓小平夫妻相视会心一笑,点头赞同。这个石桌从此被当地老百姓叫作起名石,并留下这段佳话。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辞世。七天后,中央为刘伯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邓朴方摇着轮椅,坚持出席,给这位为自己取名的亲爱的刘伯伯送别。

  起名石的故事一直延续到这里似乎已经告一段落,而凭借着这样肝胆相照的生死情谊铸就的刘邓大军转战南北、纵横四方的生死壮歌已成为红色密码烙刻在党的革命记忆中,这密码在党和国家民族将来的伟大征程中永不过时。

(张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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