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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抗战中的陈再道、宋任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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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与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一批将帅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五万余名革命先烈,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将热血洒在了冀南大地上。

  谈及冀南抗战历史,不得不提到两位开国上将。一个是陈再道,另一个是宋任穷。

  陈再道慨叹道:“冀南抗战五年,不知脱衣睡觉是何滋味!”

  一

  1937年8月,陈再道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成为旅长陈赓的得力副手。陈再道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7年10月,按照刘伯承、徐向前的指示,陈再道率领三八六旅一部(仅五个连),越过平汉铁路向冀南地区挺进,准备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正式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由陈再道任司令员,中共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委(同年3月,宋任穷接任政委)。在领导冀南抗日游击战争中,陈再道、宋任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冀南地区处于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经过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战中,未能抵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不得不撤出这一地区。加之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占领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一些偏远地区的县城,包括重要城市的郊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可这里是一片大平原,要在此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比在山地困难得多。同时,这个地区不仅有日本侵略军,有被日军收编的伪军,还有土匪、会道门、游杂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到处烧杀掳掠,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2月,东纵进驻邢台南宫县(现为南宫市)并以南宫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巩固和扩大冀南抗日根据地。陈再道等人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思想,到了南宫,首先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明确各级党组织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新任务,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很快建立了“战委会”和工、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大力发展抗日武装。

  当时,陈再道司令员派出由程启光率领的一个连,活动于平汉铁路东侧的任县、隆平、尧山、柏乡一带,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以维护和保持冀南与太行山的联系;另由孙继先率领一个连组成津浦支队,开赴冀鲁边之夏津、高唐等地,与冀鲁边沟通联系。由于广泛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冀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壮年积极参军,同时也改编一些地方游杂武装,使八路军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巩固。到1938年4月,东纵组建了第一团,骑兵连扩编为骑兵大队,并成立了五个军分区,协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也由五百来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实践证明,根据刘伯承师长的指示,八路军由山地作依托,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战胜了强敌,转到平原作战。

  二

  东进纵队的发展壮大,令日军如坐针毡。

  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日军调集重兵向冀南抗日根据地扑来。对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以及侦查东进纵队行军路线的飞机而言,大平原可谓一目了然。如何在日军优势进攻面前,让东进纵队少受损失和更好地打击进入冀南根据地扫荡的日伪军,陈再道司令员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冀南属于华北平原,气候干燥,有利于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这些植物在夏秋之际即将成熟时,高度几乎都超过二米,成为天然的隐蔽屏障。为此,陈再道要求冀南根据地告诉老百姓,帮助八路军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种植高粱和玉米。根据地的老百姓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己的部队,自东进纵队进驻冀南地区后,每年春天的时候,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几乎全部种上这两种植物。

  当日伪军在夏秋之季进入冀南根据地扫荡,茫茫原野上是一望无垠的青纱帐。陈再道把东进纵队化整为零,埋伏在青纱帐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前来扫荡的日伪军,在不知不觉间就栽倒在青纱帐的地头边。

  到了冬春季节,没有了青纱帐作掩护,日伪军以为对冀南根据地扫荡的机会来了。陈再道针对日军乘坐汽车等交通工具进入冀南根据地的特点,带领冀南根据地军民,依照日军汽车轮距开展破路运动,并且在间隔数百米的地方,把公路完全挖开,使得日军汽车无法行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变成了蜗牛一般慢慢爬行。冀南地区共挖道沟五万余里,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人称冀南平原的“马奇诺防线”。不仅延缓了日军的进攻速度,还使日伪军纠集到一处,为东进纵队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消灭扫荡的日伪军创造了条件。

  陈再道认为,对付日伪军扫荡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日伪军扫荡之时,乘日军驻守的城镇防守兵力空虚之机,适时组织进攻,更好地打破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

  为此,陈再道命令各部队挑选政治坚定,枪法好,武艺精湛,身手灵活的指战员组成武工队,突入日伪军盘踞的城镇,摧毁日伪军重要的军事设施和消灭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铁杆汉奸,让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扫荡,很多时候不得不草草收场。

  由于冀南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东纵一到南宫,便在苏村开办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进驻南宫城以后,又将训练班扩大成“抗日军政学校”,陈再道司令员亲自兼任校长,指导各项工作,带头并组织东纵军政领导同志给学员讲课。军政学校在半年内举办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共培训基层干部六百余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党、政、军、群等组织中工作。这些干部在创建和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0年,陈再道出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随即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人历次“扫荡”,使冀南军区部队逐步锻炼成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

  1943年10月,和日伪军处于相持阶段的冀南军区局势稳定下来,遂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陈再道暂时告别了部队和军区的同志们,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临行前,陈再道慨叹道:“冀南抗战五年,不知脱衣睡觉是何滋味!”

  宋任穷:冀南老百姓称他“咬牙干部”

  一

  1938年春,宋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从太行山奔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后,宋任穷任东纵政委,和司令员陈再道成为搭档,共同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向毛主席请求上前线。她终于赶到宋任穷的驻地——距离南宫县四公里外的韩家庄。原来,宋任穷得了副伤寒,连日高烧不止,部队把棺材等后事都准备好了。当时前方缺医少药,在钟月林悉心照料下,宋任穷的病奇迹般地好起来了,但此后体质一直很弱,一只耳朵听力也不好。

  1938年9月,钟月林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冀南军区电台工作。从那时起,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艰难创业的岁月,宋任穷、钟月林夫妇一直携手相伴,再也没有分离过。

  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当时,宋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着想,力劝他留在太行山。宋任穷却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经刘邓首长批准,宋任穷带领二百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

  这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以组织袭击。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接着又遇虫害,蝗虫一来,如黑云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五百多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还放水淹地,制造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病死无数。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卓绝。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面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宋任穷就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耕地,四个人拉一张犁,每天耕三亩地。他身体不好,累得一再吐血,腿部溃烂严重,但他仍咬牙坚持了下来。

  到了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四千余次,平均每日达十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宋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宋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百姓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就知道他还在这,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冀南老百姓还给宋任穷起了一个“外号”:咬牙干部。

  最让宋任穷念念不忘的,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以及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老百姓。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牺牲了肖永智、袁鸿化、桂承志等七十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每当宋任穷追忆起冀南军区七分区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与惋惜。肖永智十五岁参加红军,政治军事上都过硬,是难得的人才。肖永智已接到去太行山党校学习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却向宋任穷坚决请求带队打完关键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七岁。宋任穷万分痛心,说如果当时下死命令让他去学习,他也就去太行山了。宋任穷暮年,仍清楚地记得牺牲在冀南战场的团以上干部的姓名。妻子钟月林随他去了冀南、山东、陕北等地烈士陵园,一一祭拜牺牲的战友们。钟月林曾说:“我理解任穷,他是用一生的忘我工作来替烈士们还愿。”

  二

  在和日军相持的岁月,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防止意外牺牲,八路军多在夜间行动。宋任穷一直严格要求部队:天不亮不许进村扰民,不管下雨下雪,队伍都要在村外等待,直到天亮老乡起床。

  初到冀南时,老百姓听信敌伪宣传,不敢接触八路军。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秋毫无犯,很快就和他们亲如一家了。知道八路军要来,就把房子腾出来,还特意留下当时格外珍贵的盐。

  冀南百姓生活那么苦,但他们对八路军的支持却是全心全意。宋任穷常常教育孩子们: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老区百姓对军队的支持,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支持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抗战和革命的胜利。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宋任穷有三个儿女因饥饿和生病死去。大儿子出生七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一岁多时也饿死了。不到五年丧失三个孩子,钟月林难过极了,刘邓首长专门致电慰问宋任穷,一定要振作起来。据钟月林回忆:“丧子对任穷的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军在夜间活动时,任穷常常会格外保护妇女和孩子,把战区每一个孩子都当自己的孩子,很多老百姓对他评价很高。”

  冀南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直接被杀害七十三万余人,因扫荡冻饿而死二十四万余人,部队伤亡十四万余人。其中不乏用生命捍卫民族利益的英雄们:杨孝先、杨凤楼父子忠贞不屈;年仅十九岁的小虎、方涛为救群众挺身而出;郭企之、樊振庭宁死不屈被日寇活埋;爱国将领范筑先父子宁死不降;胡平锷被日寇残暴地铡死;任光亚被捕后受尽折磨英勇就义……数万名冀南儿女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史诗。

  冀南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南宫市城区西南部,1946年为纪念在冀南地区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而兴建。2020年9月1日,冀南烈士陵园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高玉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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